在前不久第92届奥斯卡颁奖礼上，美国影片《爱尔兰人》和《美国工厂》颇为抢眼，荣获多个奖项，《美国工厂》更是夺得最佳纪录长片奖。细心的影迷或许会发现，两部影片都从不同角度反映了工会在美国社会的巨大影响力，影片的很多情节甚至也围绕着工会展开。

　　《爱尔兰人》揭示了美国工会与黑帮之间纠缠不清的利益关系，还艺术加工了著名的工会领袖吉米·霍法离奇失踪案，而该案同时也是美国犯罪史上最著名的谜案之一。《美国工厂》以中国著名的民营企业福耀玻璃集团赴美投资建厂为个案，分析了中美两国企业文化、经营管理和主雇关系之间差异的同时，较为完整地反映了美国工会如何影响劳资关系的。

　　那么，现实中的美国工会究竟扮演了怎样的角色，以及哪些重要的法案或判例推动了工会的发展呢？

　　专享集体谈判权

　　众所周知，五一劳动节源自1886年5月1日美国芝加哥的工人大罢工。如何在罢工带来的生产破坏环境中，平衡工人诉求与雇主之间的利益，成为当时亟待解决的问题。

　　观众或许对《美国工厂》里868票对444票的投票场景记忆深刻，通过投票，工人们否决了在福耀美国公司成立工会的动议。投票背后，则是劳资双方的博弈，其组织动员、分化瓦解、承诺与兑现的热闹程度丝毫不亚于美国总统选举。而这一投票环节的法律依据则来自1935年的《国家劳动关系法》（又名《瓦格纳法》）。诞生于经济大萧条和罗斯福新政时期的《国家劳动关系法》，正式确立了美国劳资集体谈判制度，赋予美国工会同资方进行集体谈判的权利和法律地位，工会从此作为一股和平力量合法有序地参与社会财富的分配。何谓集体谈判权？经投票得到大多数工人支持的工会被排他性地赋予代表公司员工的法律资格，工会唯一有资格与资方就工资报酬、劳动时间等雇佣条款进行谈判，该谈判结果适用于所有雇员，有权监督并纠正雇主的违法或违背劳资合同行为。此后，《平等劳工法案》《劳工关系管理法案》《职业安全与健康法案》等系列法律确立了包括联邦最低工资标准、5天40小时工作时间、加班补偿、职业安全保护等制度。

　　在司法层面，不同的法院以不同的法律理由承认工会是拥有一定权利的组织，享有与资方进行集体谈判的法律资格。代理理论认为，工会是其会员的代理人，工会得到会员的授权，代表会员进行协商谈判，结果归属于会员。为第三人利益的理论则认为，劳资合同是工会为了会员利益而与资方缔结的，单个工人也可以在起诉雇主的案件中申请强制执行。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德克萨斯和新奥尔良铁路公司一起诉铁路兄弟会一案中还宣布，美国国会可以通过法律使“雇员的集体行动变成和平的工具，而不是斗争的工具”。

　　参与有组织犯罪

　　工会基于专享的集体谈判权和掌控的大量资金，加之受到的有效制约不足，在实践中逐渐蜕变，屡屡爆出腐败及其与有组织犯罪勾连的丑闻。正如学者指出的那样，“即便最高尚的事业也曾不时被腐败所玷污，因为只要个人回报的诱惑足够大，机会主义者也可以投入理想主义的旗帜下。”

　　《爱尔兰人》中，工会领袖吉米·霍法为了扩大影响，与黑帮合作，向无法正常获得银行贷款的黑帮发放高利贷，后因诈骗、行贿而被判入狱。出狱后又与黑帮争权夺利，最终被杀害。电影情节并非完全杜撰。吉米·霍法是20世纪50年代著名的工会领袖，其领导的卡车司机兄弟会是美国最大的工会之一，会员达230万人，可以支配的会员养老金高达数十亿美元。工会领导人贪腐的案例也频频出现，2019年8月，美国联邦调查局对全美汽车工人联合会主席加里·琼斯的调查发现，有数百万美元被不正当使用，主要用于个人旅行和购买奢侈品。另有高级官员格里姆斯、皮埃特兹克等人接受贿赂和回扣，被判有罪。

　　影响政党政治

　　与此同时，美国工会也早已超越了劳资关系集体协商代表的范畴，成为具有影响力的社会组织，甚至深度涉足政治。以《美国工厂》中的全美汽车工人联合会为例，它囊括了包括福特、通用、克莱斯勒三大汽车厂商工人在内的众多会员，影响力非同一般。伍德科克曾担任全美汽车工人联合会主席，卸任后被时任总统卡特任命为美国驻华联络代表处主任，1979年中美建交后成为美国第一任驻华大使。

　　此外，工会拥有数量庞大的会员，成为“票仓”，因而也是总统竞选者尽力争取的对象。例如，奥巴马参加总统竞选时，工会为其和民主党筹款高达4亿多美元。现任总统特朗普重振制造业的政策和“让工作机会流回美国”的导向也在很大程度上迎合了美国蓝领工人的呼吁。

　　集体谈判权的享有者，雇员利益的维护者，有组织犯罪的参与者，政党政治的影响者，这些标签或许都不足以完整表现工会在美国社会中角色的复杂性。根植自由主义传统，受多种经济社会思潮影响，为科技革命和信息化裹挟，在自治与他治、私利与公义、团体与成员之间的张力中走向平衡，或许是工会的未来之道。

　　（作者单位：重庆市万州区人民法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