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永年接受本报记者采访。

　　本报记者 张志文摄

　　上海陆家嘴金融贸易区高楼林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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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的政治秩序给世界提供了全新选择

　　郑永年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改革开放的主体，也是中国改革开放成功的关键，不理解中国共产党就不可能理解中国的改革开放。无论是政策界还是学术界，人们都没有忽视中国改革开放40年来的巨大成就。中国从改革开放之前人均国民收入不到300美元发展到今天人均国民收入超过9000美元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并且在这期间使得7亿多人口摆脱贫困。这样的成就在世界历史上是罕见的，因此中国的发展故事也被称为“中国奇迹”。

　　不过，中国共产党本身的发展和转型却经常被人们忽视。中国共产党不仅促成了中国的政治秩序能够随着社会经济的巨变而转型，更是继续引领着社会经济的变迁。中共十九大已经把中国从今天至2050年的发展进行了明确的规划：从现在到2020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期；从2020年到2035年，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再奋斗1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从2035年到本世纪中叶，在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基础上，再奋斗15年，把中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放眼世界，具有如此长远规划的执政党也只有中国共产党。很显然，这不仅仅是社会经济的发展，更是政治制度和秩序的发展。这说明，中国共产党是一个不忘初心的政党，是一个具有强大历史使命感的政党。

　　今天的世界让人们感到巨大的不确定性，主要是因为政治秩序的变化。二战以来，西方民主政治秩序长期以世界主流政治秩序自诩。但今天，西方秩序已经遇到前所未有的挑战。西方引以为荣的多党政治演变为政党之间的恶斗，以往所谓的“忠诚反对党”演变成为“互相否决党”。尽管西方不乏有识之士，但在不能形成一个有效政府的情况下，思想很难转化为实际的政策，从而解决西方所面临的问题。

　　很多发展中国家在二战后引用了西方式政体，从表面上看，这些国家都具备所需的制度要素，但这一切都停留在字面上，很多国家政党在政治舞台上来来去去，就是没有政党负责推进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贫穷仍然是很多国家的“主题词”。东欧地区的政治秩序也出现了很多问题。在东欧剧变后，尽管人们获得了所谓西方式的“自由”，但社会经济不仅没有得到实质性发展，在一些国家反而出现倒退。在西方“帮助”下，这些国家进行了政权更迭，但人们很快就发现，西方只关注自身的地缘政治利益，而极其漠视这些国家民众真正所渴望的社会经济发展。

　　这就涉及政治学研究的一个核心问题，即秩序和发展之间的关系。二战后，西式民主急剧地从传统上的精英民主向“一人一票”的大众民主转型，到上世纪60年代，政治参与出现大扩张。当时政界讨论最多的就是过度政治参与问题，最著名的莫过于哈佛大学教授亨廷顿1968年出版的《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一书。亨廷顿在书中分析了政治秩序和发展之间的关系。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的全球化对世界政治秩序带来了新的、更为严峻的挑战。亨廷顿的学生、美籍日裔学者福山多年前再写有关政治秩序的著作。不过，较之其老师，福山“历史终结论”的意识形态过重，对西方政治体制批评不足，而对包括中国在内的政治体制的优势认识不清。

　　中国共产党的成功就在于其对秩序和发展之间关系的关切。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是中国共产党规划、推行了中国的改革开放，同时也是中国共产党通过改革自身而得到制度更新。实际上，中国改革开放40年，既是中国共产党推动国家各方面改革开放的历程，也是中国共产党自我改革的历程。在这一过程中，执政党自身从来没有停止过摸索和尝试新的改革。

　　中共十九大对中国的政治秩序建设来说具有里程碑的意义。没有一劳永逸的政治秩序，任何政治秩序必须与时俱进。中国的政治秩序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这是一种西方之外的选择。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已经显示出对中国发展方式的兴趣。尽管中国既不输入外国模式，也不输出中国模式，但这一选择的存在本身具有全球性意义。

　　（作者为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