竺可桢，字藕舫，浙江嘉兴人，中国现代科学家、教育家。纵观竺可桢精彩的科学人生，崇高的科学精神、求实的科学态度和对中国科学事业的巨大贡献，令人由衷地敬佩。

　　笃行求是、崇尚科学。1936年秋，竺可桢在浙江大学开学典礼上向新生提出“两个经典之问”：第一，到浙大来做什么？第二，将来毕业后要做什么样的人？他指出：凡是办一桩事或是研究一个问题，大致可分为以下三个步骤：第一，以科学的方法来分析，使复杂变成简单；第二，以公正的态度来计划；第三，以果断的决心来执行。他告诫学生：“万勿存心只要懂了一点专门技术，以为日后谋生的地步，就算满足”，而要成为“公忠坚毅，能担当大任，主持风尚，转移国运的领导人才”。显然，竺可桢所要培养的不是一般的实用人才，而是栋梁之才。这种人才固然要有广博的知识，但必须具备“求是”的品质。他们既要努力学习，寻求学问之“是”，更要胸怀大志，追求振兴中华之大“是”。

　　1938年11月1日，竺可桢在浙江大学开学典礼上作题为“王阳明与大学生的典范”的讲演，他非常赞同王阳明的“知行合一”学说，认为王阳明的“君子之学，岂有心乎同异？惟求其是而已”这一段话是对“求是”二字的很好诠释。11月19日，浙江大学根据竺可桢提议，立“求是”为校训。

　　1939年2月4日，竺可桢对浙江大学一年级新生作“求是精神与牺牲精神”的讲演，他说：浙江大学前身最早是求是书院，现在确定“求是”为校训。“什么是‘求是’，求是是指‘排万难冒百死以求真知’”“凭自己之良心，‘甘冒不韪’，以使‘真理卒以大明’”。竺可桢还以布鲁诺、伽利略、牛顿、达尔文、赫胥黎等人为追求科学真理受贫寒、遭监禁甚至英勇献身等事例，突出强调“只问是非，不计利害”“排万难冒百死以求真知”的科学精神，将求是精神的内涵大大拓展。

　　竺可桢不仅精辟阐述和深化了“求是”精神的要义，更以其一生执着追求“求是”，当之无愧地成为践行和弘扬“求是”精神的楷模。

　　竺可桢在笃行“求是”的工作实践中，深刻论述了科学方法、科学态度和科学精神。他特别指出：“提倡科学，不但要晓得科学的方法，而尤贵在乎认清近代科学的目标。近代科学的目标是什么？就是探求真理。科学方法可以随时随地而改变，这科学目标，蕲求真理也就是科学的精神，是永远不改变的。了解得科学精神是在蕲求真理，吾人也可悬揣科学家应该取的态度了。”竺可桢认为，研究科学就是要在不断追求真的同时，不懈追求美和善，达到真、善、美的完美统一。为此，竺可桢制定了“理想”科学家的标准：一，不盲从，不附和，一以理智为依归。如遇横逆之境遇，则不屈不挠，不畏强御，只问是非，不计利害；二，虚怀若谷，不武断，不蛮横；三，专心一致，实事求是，不作无病之呻吟，严谨整饬，毫不苟且。

　　承认无知、勇于自省。严谨治学是成就学业的前提和根基；承认无知、自我批评、虚心好学是难得的治学品德。这些说起来容易，真正能做到却很难。一个科学家要承认自己无知、敢于做自我批评更是难上加难。竺可桢却经常检讨自己，确有“吾日三省吾身”的精神。

　　1955年11月7日，竺可桢在日记中写下这样一段自省：“10点至历史所与叶企孙、侯外庐谈开第三次中国科学史委员会，以定明年度计划……叶企孙告余说岁差不但是赤经、赤纬改变，黄经、黄纬也变。可知余之无知也。”1962年9月6日，竺可桢参加科学规划会议，因9点前参加另一个会议，到了规划会上刚拿到第二稿材料，未及细看就发言，闹了笑话，因为第二稿里已将支援农业部分扩充了很多。他在日记中写道：“9点参加民族饭店综合组讨论会，讨论提纲二稿。我到民族饭店时才接到二稿，所以没有时间能仔细看，讨论时就提意见关于农业支援提的不够，但实际最后部分已大加扩充，我这如此粗枝大叶应该加以检讨。入党时马玉书同志给我一纸，说党有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三大纪律是如实反映情况、正确执行党的政策和实行民主集中，八项注意有一项是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我既没有如实反映情况也随便乱发言，可耻之至。”这是极其严厉的自我批评。

　　人必先承认自己无知、敢于自我批评、勇做自警反思，而后才能奋力学习、不断进步、获得真知、成就事业。正是有虚心好学的严谨治学态度，竺可桢才能学富五车，为中国现代科学的进步起到重要推动作用；又因为他时刻检查自己的缺点错误，所以品德才能达到很高境界，为中国教育事业的发展作出杰出贡献。

　　慎思明辨、终身学习。竺可桢指出：求是的路径，《中庸》说得最好，就是“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不博学不审问，无从辨别是非，故谈不上求是，但单是博学、审问还不够，还必须深思熟虑，自出心裁，独具慧眼，才能真正明辨是非得失，才能谈得上求是。他说，是非得失清楚之后，就应尽自己力量实行，像诸葛武侯说的“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成败利钝，非所逆睹”那样。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指的是为学的几个层次或递进阶段：“博学”是第一阶段，为学首先要广泛猎取，培养充沛而旺盛的好奇心。“博”还意味着博大和宽容。为学要具有世界眼光和开放胸襟，真正做到“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审问”为第二阶段，有所不明就要追问到底，要对所学加以怀疑。“慎思”是第三阶段，“审问”以后还要通过自己的思想活动来仔细考察、分析，否则所学不能为己所用。“明辨”为第四阶段，学是越辩越明，不辩，则所谓“博学”就会鱼龙混杂、真伪难辨、良莠不分。“笃行”是为学的最后阶段，就是要努力践履所学，做到“知行合一”。

　　竺可桢一生酷爱读书，治学不辍，求知不倦。1950年代初，他为了学到苏联的尖端科学技术，虽年过花甲还决心攻克俄文。年岁不饶人、记忆力差、工作繁重、困难重重，他全不在乎，除了听俄语广播讲座，还另请一位俄籍妇女担任自己家庭俄文教师，坚持数年。有志者事竟成，他终能利用俄文流畅阅读科技文献资料。

　　1965年，竺可桢75岁时，抄录陆游诗自勉，正是他好学不倦的写照：古人学问无遗力，少壮功夫老始成。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

　　1974年1月26日，竺可桢在临终前10天，还叮嘱儿子竺安去新华书店购买鲁迅晚年的杂文集，以便阅读。竺可桢认为，鲁迅的文章富有战斗性，值得反复学习。而他自己也成为一生向学、终身学习的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