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人研究结实 他却一门心思研究不育

　　直到现在，他依然记得在农村实习时农民的淳朴话语：“袁老师，你是搞科研的，能不能培育一个亩产800斤、1000斤的新品种，那该多好！”

　　毕业后，袁隆平进入安江农校工作，开启了长达18年的教师生涯。

　　水稻是南方主要的粮食作物之一。增产的方式有许多，但其中良种最重要。有一天，袁隆平到学校试验田选种，发现一株形态特优的稻株，8寸长的稻穗向下垂着，像瀑布一样。他推算了一下，用它做种子，水稻亩产量或许会上千斤，而当时高产水稻不过五六百斤。第二年春天，他将种子播下去，种了1000多株，天天跑过去细心地管理，“望稻成龙”。

　　禾苗抽穗后让他无奈，抽穗早晚不一，稻株高矮不齐，他失望地坐在田埂上。望着高矮不齐的稻株，他突然来了灵感：水稻自花授粉，纯系品种不会分离，高矮不齐的分离比例正好是3比1，符合遗传学分离规律。莫非自己找到的是一株天然的杂交稻？若真如此，可以通过人工方法利用杂种优势，培养杂交水稻。

　　当时世界范围内，育种学界权威观点是自花授粉植物自交无退化现象，因此杂交无优势现象。

　　袁隆平再一次对权威产生了怀疑，他还要挑战权威。

　　后来，回忆起当时的心路，袁隆平说：“我在安江农校就是一个普通的中等农校的教师，而老一辈的很多专家都认为自花授粉的水稻没有杂种优势，我的压力非常大。但我对水稻的杂种优势有信心。首先我从事实中发现了这一点；其次，虽然书本里说水稻杂交没有优势，但我认为它的理论依据有问题——杂种优势既然是生物界的普遍规律，那水稻也不会例外，而且这种优势肯定会大幅度提高水稻的产量。大方向正确，通过努力，即使有挫折也不能轻易放弃，最终是可以到达光明的彼岸的。”

　　根据天然杂交稻进行推想，袁隆平认为，必定存在天然雄性不育稻株，雄蕊退化，不能授精，而雌蕊却正常。要想人工培育杂交稻，就要先培育出这种雄性不育水稻的种子，可以让它们与正常的优势常规水稻授粉，产生大规模的杂交稻种子。

　　他构想出三系法技术路线：培养水稻雄性不育系；并用保持系使这种不育系不断繁殖；再育成恢复系，使不育系育性得到恢复并产生杂种优势，达到增产的效果。

　　为此，袁隆平开始遍地寻找具有花药不开裂等特征的天然雄性不育株。他早上吃了早饭就下田，带个水壶，两个馒头，一直到下午4点左右才返回。六七月份，那是最热的时候，也是水稻开花最盛，寻找不正常雄蕊的最佳时期。他每天走在千千万万株稻穗里，大海捞针。上面太阳晒，很热；下面赤着脚，踩在水中。艰苦的条件下，他患上了严重的肠胃病，胃痛了，就一手压着痛处，另一只手不停地翻开稻穗仔细看。

　　日复一日，没有收获，但袁隆平总是乐观期待着明天。寻找的第14天，在拿放大镜观察了14万个稻穗后，从洞庭早籼品种中发现了第一株雄性不育株。

　　经过反复试验，他把初步研究成果整理，撰写出论文《水稻的雄性不孕性》，在历史上首次揭示水稻雄性不育的“病态”之谜，并正式提出了以三系配套方法利用水稻杂种优势的设想和思路。

　　1966年2月，论文发表在《科学通报》上。该杂志在“文革”期间停刊，《水稻的雄性不孕性》可谓登上了《科学通讯》的末班车。国家科委九局局长赵石英看到后，认为意义重大，他以国家科委的名义，发函支持相关研究。一篇论文，救了袁隆平和他的杂交水稻，在那个年代避免了研究被扼杀在摇篮中的后果。

　　“两个梦想”：从三系、两系到一系

　　“搞科研要学会在此路不通时，考虑换一条路走，这非常重要。”袁隆平分享了自己的经验之谈。

　　从1964年到1969年，袁隆平先后做了3000多个杂交组合的试验，但结果均达不到100%保持不育，理想的不育系培育进展不大。袁隆平苦思问题所在，他发现，这些年试验的材料，都是国内各地的栽培稻。那如果拉开亲缘距离，寻找野生稻呢？

　　此时，袁隆平调到了湖南省农科院水稻研究所，每年秋冬季前往海南南繁基地。1970年，海南本地的农场技术员冯克珊带着袁隆平的学生李必湖在一个长满野生水稻的水坑沼泽中发现了一棵“异常”株——那棵野生稻贴着地面生长，拥有败育的花粉。

　　袁隆平将其命名为“野败”。只是他也没想到，一件偶然发生的小概率事件，竟打开了杂交稻研究的突破口。第二年，袁隆平惊喜地发现，“野败”竟然能将雄性不育保持下去。1972年，团队又种了几万株，全是雄性不育株。袁隆平终于看到了曙光。

　　1973年，袁隆平培育出“南优1号”，并分别在湖南、广西试种。次年，喜讯频传，平均亩产超过500公斤。中国成为世界第一个在生产上成功利用水稻杂种优势的国家。

　　三系法的成功虽然成绩巨大，但袁隆平深知，要想在产量和优势利用方面取得新突破，育种上必须冲出三系法品种间杂交的框框。他在1986年提出了杂交水稻的育种战略——从三系法向两系法，再过渡到一系法，即由品种间杂种优势利用到亚种间优势利用，再到水稻与其他物种间的远缘杂种优势利用，程序由繁到简，效率越来越高。

　　袁隆平发表了《杂交水稻育种的战略设想》。时至今日，他初衷未改。

　　上世纪80年代，水稻光敏核雄性不育被发现。袁隆平认为，该特性的发现为“两系法”提供了可能——在夏季长日照下可用于制种，在春秋季可进行自身繁殖，一系两用，省掉了保持系。

　　两系法研究启动后，考验接踵而至。那一年，盛夏时节异常低温，很多原来鉴定了不育的材料变成可育，研究跌入低谷，很多人放弃了。

　　“搞研究就不要怕失败，怕失败的人就不要搞研究。哪有那么一帆风顺的事呢？”袁隆平和协作组重要成员没有动摇，冷静分析下，他发现除了光照的长短，温度高低也是关键因素。于是，他调整选育技术策略，从1986年到1995年，和三系法一样，同样用9年的时间，两系法走向了成功。只不过，如果说三系法是“经典方法”，那两系法就是“中国独创”。

　　袁隆平和团队还在探索一系法。在他看来，一系法通过常规手段难以完成，必须与分子生物学技术结合起来，将基因从野生植物中克隆出来导入水稻。这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并不是不能实现。

　　有些人喜欢把“杂交水稻不好吃”挂在嘴边。对此，袁隆平坚定地认为，产量和品质不是一对矛盾，是可以统一起来的，只是难度较大，“日本稻米协会会长说我们的超级稻品质可以和‘越光’媲美，产量却是它的两倍。”不过，他一直坚持一个原则——绝不以牺牲产量的代价来换取优质。

　　对于自己在杂交水稻领域的贡献，袁隆平谦虚地说：“杂交水稻在中国虽是我带头搞起来的，但我认为我只是做了部分工作。我最初搞杂交水稻研究时，只是想搞个好品种，能增产粮食。现在，杂交水稻能够这样造福人类，产生这么大的影响，是我当初没有想到的，也是我最欣慰的事情。”

　　2015年卸任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主任职务后，袁隆平现在的身份是该中心研究员，继续指导杂交水稻的科研工作。在谈到接班人问题时，他表示现在精力不够了，“关门了”，之前一共培养了20多个博士生。“我培养研究生要看这个人的科研素质，就看他肯不肯下田，顶着太阳，趟着泥水，下田，实践出真知。每天把脚扎在稻田里，去认识水稻，熟悉它们的‘脾气’，辨别品种，就如区分自家和别家的孩子一样。”袁隆平说。

　　采访最后，袁隆平又一次谈及了他的两个梦想——一个是“禾下乘凉梦”，一个是“杂交水稻覆盖全球梦”。关于前者，他曾梦见试验田里的超级杂交水稻长得比高粱还高，穗子有扫帚那么长，谷粒有花生米那么大，他和助手便坐在稻穗下乘凉。目前，超级稻正不断向高产进行一场没有尽头的冲刺。而后者，现在，全球有40多个国家和地区试种杂交水稻、10多个国家实现了杂交水稻的大面积种植，每年种植面积达到了700万公顷，普遍比当地水稻增产20%以上。

　　如今，两个梦想都在追逐中，祝愿袁隆平早日圆梦。

　　记者手记：勿忘粮食安全

　　采访中，在大多数时候，袁隆平都是一个慈祥而风趣的老爷爷。他有“三不”——不爱拘礼节，不喜欢古板，不愿意一本正经。听到有人夸赞他是“国宝”，他便会立马开起玩笑：“国宝是熊猫，我变成动物就麻烦了。”

　　可是，当话题进入为什么一直追求高产，谈到对粮食安全的担忧是否过度，老人顿时收起笑容，严肃地说：“中国粮食是不够吃的。”这句话，他在不同场合说过很多次，说了几十年，但是他依然担忧：“很多人说中国的粮食已经够多了，够吃了。这么说不对！中国有十几亿人要吃饭，绝不会出现真正意义上的粮食过剩；相反，要进口一部分，如果过分依赖国际市场，就会受制于人。”

　　粮食始终都是战略物资，多一点粮食不怕，若是少一点会怎样？粮食安全，不能掉以轻心。

　　目前，人口增加，有限的耕地却在不断缩减，该怎么办？在水稻上，袁隆平思考出了两个攻关方向——一个是依靠科技进步提高单位面积产量，即发展高产水稻，比如超级杂交稻；而第二个方向，便是扩大粮食作物种植面积，旨在开拓盐碱地的耐盐碱水稻研究正着力于此。

　　他心里一直挂念的，还有广大农民的切身利益。他清楚地记得，超级杂交稻验收时，一位农民跑过来说：“我种了一辈子水稻，从来没有这么高的产量，我很感谢你。但是我们也有怨气，你让稻谷增产，可稻谷多了价格下跌，我们还是不赚钱。”

　　他期待，全社会都重视粮食生产，国家保障一系列惠农政策更好地执行，调动农民种粮的积极性。不能谷贱伤农，要让农民得到好处，这才是最好的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