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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学者

赵振川:西北是根 长安是魂

蒋肖斌
2020-06-15 14:43:04  来源:光明日报

  学人小传

  赵振川,1944年生于西安,祖籍河北省束鹿县,国家一级美术师,中国画学会副会长,文化部艺术发展中心中国画创作研究院副院长,黄胄美术基金会常务理事。陕西省第四届文联副主席,陕西省美协名誉主席,陕西长安画派艺术研究院院长,陕西国画院名誉院长,陕西省政协委员。北京大学艺术学院中国画高级研修班导师,中国人民大学客座教授,西安美术学院客座教授,西北大学艺术研究院名誉院长、客座教授。国务院授予“突出贡献专家”称号。

  父亲、老师、师兄,都已经离开赵振川先生很多年了,而当年的小娃娃也已年近八旬,但赵振川没有停下画笔,没有停下脚步,没有停下追寻笔墨的心。如今,他的画室如同当年父亲的一样热闹,不断有学生、朋友来访……一切仿佛又回到一个原点,而更可慰的是,那颗热爱生活、扎根生活的初心始终没变。也许,艺术的传承就是如此,前辈牵着晚辈的手,走到一站,挥手告别,未来的路,会有新的年轻人在等待接棒。

  2019年,秋日的西安,微雨,一种怀旧的天色覆盖着这个十三朝古都,对著名画家赵振川先生的采访是在他的家中。泡上茶,待热气袅袅升腾,突然听到蝈蝈的叫声从某个角落传来,看来属于它的季节尚未过去。

  赵振川刚从祁连山回来,“逛山”是他最大的业余爱好。到山里、到乡下,到老农民家中,最有意思。遇到年龄相仿的老头儿,他特别愿意跟他们聊聊天,“这是回味人生很好的方式”。每一次去,山里都在发生变化。他最近到过潼关,昔日险峻异常的三省要冲之地,如今火车几秒钟就过去了,他感慨:“要塞只留下了一个名字。”

  时代和火车一样,滚滚向前,赵振川从来不是一个抓着过去不放的人,但当回忆故去的那些人和事的时候,他能更清晰地看到自己的来处。

  谈父亲赵望云:人格非常强大,让我浸泡在文化氛围中

  “首先肯定要谈父亲,父亲在人格上非常强大。”76岁的赵振川,是著名画家赵望云之子。虽然父亲已经去世40多年,但在儿子心中,依然高山仰止。

  在公开资料中,我们可以知道,赵望云出生于1906年,河北束鹿人,早年与王森然、李苦禅等组织吼虹艺术社,1937年创办《抗战画刊》,创作面向生活,尤其擅长表现陕北山水和各族人民的劳动生活。

  但在赵振川的讲述中,我们能看到一个“更生动”的赵望云。

  赵振川1944年出生在西安,出生不久,全家就搬到了粮道巷的一个小院儿,租的房子,有上房、东厢房、西厢房……是一个典型的北方院落。

  小院儿听上去不小,可架不住人多。在赵振川记忆中,小时候家里永远是人来人往,有学画的、看画的;吃饭的人也多,父亲的学生黄胄、方济众、徐庶之,干脆就住到家里——不仅免费,还管伙食。

  赵望云的画室在院子南面的门边上,大人们在那儿画画,孩子们就混在中间玩。稍微记点儿事的赵振川知道,家里数画室最热闹。赵望云是一个穷画家,每年开两个画展,挣的钱才勉强够维持生活。

  “父亲从小教育我,要热爱劳动,热爱劳动人民。”赵振川记得,有一次,门外走过担大粪的工人,小孩子嫌臭又调皮,捂着鼻子跑,一边跑还一边喊:“担大粪的来啦!”父亲看见了,严肃地叫住了赵振川说:“不许这样,这是劳动人民。”这个童年片段给赵振川留下了深刻印象,也永远记住了父亲的教诲——要尊重劳动者。

  这也和赵望云的艺术思想是契合的。1933年2月12日到6月28日,《大公报》曾连载“赵望云旅行写生”15辑,共130幅。这些作品将农村生活中的赶车、拾粪、讨债、把草、晒太阳、烧砖瓦等情景真实地展现出来,把破产农民在死亡线上挣扎的痛苦和落后贫穷的社会现象,以新闻形式暴露在国人眼前。

  此前,中国画表现的主要是社会上层的审美,而在赵望云的笔下,开始出现普通人的生活,古典中国画和生活现实紧密联系。当时,赵望云也不过二十多岁,就走了这样一条不被人看好的艺术道路,在今天看来仍是革命性的举动。

  1949年5月20日,西安解放,赵振川和家人去西华门街口看解放军进城,“他们头上戴着柳条织成的草圈,老百姓去欢迎的人很多,很热闹”。

  不久,解放军的领导就来看望赵望云一家,还送来了面和布,这下吃穿就都用不愁了。

  赵振川说:“一解放,反差好大。”

  为什么这么讲?原来,1948年年底,赵望云刚刚从国民党的监狱出来,受尽酷刑。因为1942年,在重庆,他给周恩来画了一张《相马图》,这张画挂在了王家坪毛泽东的会客室,后来转战陕北,画没带走,被胡宗南看见,就落下了“通共”的罪名。

  入狱期间,赵振川跟着姐姐和徐庶之,去监狱探望过父亲,“那是一个傍晚,刺刀明晃晃的,父亲被从后面的小门押出来,跟我们见了面”。

  赵望云当时以画劳苦大众、反映社会现实闻名,早就在国民党的“黑名单”上。新中国成立后,一切都是翻天覆地的变化。1949年6月,赵望云到北平参加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回家的时候,嘴里哼唱的是“胜利的消息要传开”,非常兴奋。1950年,赵望云任西北文化部文物处处长,做了五六年文物的基础工作。

  “现在说到父亲,都知道他是画家,其实他放下过画笔,做了很多文物事业的基础工作,很不容易。”赵振川说。

  敦煌莫高窟、西安碑林、甘肃炳灵寺石窟、半坡遗址……赵望云的工作几乎涉及西北所有的重要历史遗迹,文物界尊称他为“西北文物事业的奠基人”。

  父亲的这段工作履历,让赵振川有了一个特别的成长经历——他是在碑林摸着石头长大的。

  西安解放后不久,为了方便工作,赵望云全家就从粮道巷搬到了碑林居住——那是中国书法艺术的圣地。“唐玄宗《石台孝经碑》、颜真卿《颜家庙碑》、僧怀仁集王羲之书的《大唐三藏圣教序碑》……就在我生活中。在那种环境里,我对文物、对中国传统文化有亲切感,也有敬畏感。后来,碑林建成了博物馆,孩子们就再也没有这种机会了。”

  聊到这里,赵望云似乎就和天下大部分父亲一样,沉迷工作,并没有因为自己是画家而对赵振川有什么特殊教育。赵振川的叙述也证实了这一点:“小时候没有系统学画,就常听父亲和朋友们聊天,他们不聊是非,只谈艺术。要说艺术道路启蒙,可能就是我早早地浸泡在了一个良好的文化氛围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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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迟语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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