弘扬、复兴优秀传统文化的目的不是为了“复古”,而是为了“创新”。只有把优秀的传统文化与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贯通起来,把传统文化价值观与社会主义价值观有机结合起来,创造源于中国传统文化又高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才能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既有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又充满时代气息；既能实现对传统文化价值观的继承、创新、发展和升华,又能充分体现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

　　核心价值观是特定时代里国家、社会及个人占主导地位的价值取向。它不是从来就有,也不会永远不变,而是需要有一个“倡导”、“培育”和“践行”的过程。核心价值观能否深入人心,成为社会的共识,取决于两个方面:一是核心价值观本身是否符合本民族的历史文化心理,是否植根于传统文化,是否体现民族特性；二是核心价值观本身是否科学先进,是否顺应了世界潮流,是否反映了本民族的前进方向。如果满足了这两方面的要求,核心价值观就能转化成社会的共识,成为凝聚民心、引领社会进步的力量。如何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使之成为全社会及全民的共识和自觉追求,成为当前理论界面临的一个新课题。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最根本的精神基因,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在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过程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

　　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的需要,而文化强国的建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服从于也服务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正因为如此,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必须放到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框架中来考察。实际上,十八大报告中提出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和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提炼,都是在大力推进文化强国建设的具体语境中提出来的。文化强国建设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增强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实现中华文化复兴。所谓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本质上就是对本民族固有文化的历史使命和发展前景的自觉与自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必须建立在这种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基础之上。

　　文化的核心是价值观。目前国际上越来越多的学者把注意力集中到文化上的价值观,用它来解释各国的进步或落后,学者们试图确认哪些价值观能促进进步,哪些价值观会阻碍进步。研究表明,经济发展常常受制于价值观。一国人民接受什么价值观或不接受什么价值观,常常会直接影响到该国经济发展的道路及所取得的成就,所以经济发展也可以说是一个文化过程。中国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经济总量已经跃居世界第二,中国的崛起已是不争的事实。中国的崛起同时也需要价值观的崛起,正如著名学者杜维明所说,一个时代的兴起,不可以没有任何指导思想,没有任何价值体系,没有任何远景,对于人类的各大问题没有任何提案。中国“作为醒来的巨人,我们对人类前途的观点和责任是什么呢?”这不仅关系到中国的未来,也关系到世界的未来。

　　无疑,中国必须培育自己的核心价值观,但同时应认识到,中国决不能通过移植西方的核心价值观来确立自己的核心价值观,这是因为,中西各有不同的历史和文化。任何文化都有其独特的生长土壤,有其自身的价值体系和价值观念,绝不能把一种文化的价值观当成其他文化的发展目标和价值追求。众所周知,西方文化有两个基本的源头,一个是古希腊文明,另一个是基督教文明。当前西方国家的核心价值观如“民主、自由、人权”等,虽然是伴随着资本主义的兴起而形成的,但其思想因子却可以追溯至古希腊文明和基督教的教义。完全照搬西方的价值观,显然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可想象的。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中国立国的根本,也是中华民族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依据,它必须具有中国特色、中国气派,必须根植于中国悠久的历史文化土壤,必须是对中国优秀价值理念的概括和提升。只有这样,才会有生命力,也才能拥有强大的凝聚力和向心力。这是因为,文化是一个民族的基因,没有任何一个民族可以抛弃其文化传统而重新开始。毛泽东在谈到新民主主义文化时指出:“中国现时的新政治新经济是从古代的旧政治旧经济发展而来的,中国现时的新文化也是从古代的旧文化发展而来,因此,我们必须尊重自己的历史,决不能割断历史。”同样,现在中国的社会主义文化也是从过去中国的文化发展而来,决不能把社会主义文化与传统文化割裂开来。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立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牢固的核心价值观,都有其固有的根本。抛弃传统、丢掉根本,就等于割断了自己的精神命脉。”“不忘本来才能开辟未来,善于继承才能更好创新。”如今,全世界都在讨论中国模式。我们认为,中国模式之所以是中国的,就是因为它扎根于中国文化的土壤之中,处处显露出中国文化的特点。中国模式所表现出来的生命力,也正是中国文化的生命力的体现。

　　值得注意的是,强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并不意味着排斥其他文化的优秀成果。相反,在全球化、多元化的今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需要从传统文化的最深处寻找能够获取公民认同、引起大众共鸣并最终引领中华民族前行的价值理念,同时也需要学习西方文化的优秀因子。

　　中国传统文化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思想资源

　　中国传统文化是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重要基础,同时也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思想资源。张岂之先生曾指出,“我们研究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观是哪些,这些与我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什么联系,如何阐述其“源”和“流”的关系,如何说明文化上的“继往”与“开来”等,这些是很有理论和实践意义的课题。这些问题的解决,有助于提高我们的思想境界,将优秀传统文化的民族性与时代性结合得更好。”

　　中国文化存在着一个“复数的传统”,儒、释、道都是其中重要的组成部分。但从中国历代的法律制度、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看,儒家对中国人的影响最大。毫无疑问,儒家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中国传统的价值系统是以儒家为中心而形成的,儒家的核心价值观也可以说是中国文化的核心价值观。

　　儒家主张“大同”,主张“均贫富”,这与社会主义有相通之处。事实上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大多是通过传统文化来理解并接受社会主义的。同样,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观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也有许多的相通之处。儒家所体现的中国文化的核心价值观可以概括为“仁”、“义”、“中”、“和”四个字。“仁”是儒学的核心观念。在孔子那里,仁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最基本内核,也是一种最高的道德境界。孔子说:“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又说,“仁者,爱人”；“克己复礼为仁”。可见,“仁”的本质就是“爱”。这种“仁”的道德规范推广到政治领域,就是“仁政”,也就是统治者应该以民为本,仁民爱民。孟子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这就是儒家的“民本”思想。“义”最初的意思,就是适宜。“义者,宜也”,也就是一个社会普遍认可的道德原则界限,即“正义”或者“道义”。儒家提倡重义轻利、见义勇为,甚至当生命与道义二者不可兼得的情况出现时,主张“舍生取义”。“中”的本义是“正”。《说文》称:“中,正也。”　儒家通常“中庸”连用。中庸被孔子称为至德。作为一种德行,它主要表现为人无论在任何情况下,言行都应该适度,无过无不及。“和”的最基本的意思就是和谐、和平。《国语》称“以他平他谓之和”。“和”在中国文化里既指人与人之间的和谐,也指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和”不是“同”。“同”是相同东西的简单重复。儒家认为,只有“和”才能产生新的东西,才能发展,而“同”只会导致停滞,所以儒家主张“和而不同”,强调多元并存互相包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完全可以从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观中借鉴有益的内容。“文明”、“和谐”、“公正”、“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等核心价值观既是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理念,也是我国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内在要求。

　　应该指出,中国传统文化是建立在小农经济基础之上的,中国传统价值观是在小农经济、宗法社会和皇权政治土壤中孕育而成的,因此具有一定的历史局限性。对传统文化的价值观必须加以批判地继承,使之实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本质上就是一个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观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过程中如何调整与转化的问题。实现中国传统文化价值观创造性转化的途径,就是赋予其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及时代特征。比如“爱国”是中华民族的光荣传统,也是民族精神的核心。但作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爱国”,其内涵已发生变化,即爱国主义同社会主义必须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而对于传统儒家的“仁”、“义”、“中”、“和”等核心价值观如何与当今时代和社会主义有机结合起来,习近平总书记也有明确的指示:“要认真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精华和道德精髓,大力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深入挖掘和阐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时代价值,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要处理好继承和创造性发展的关系,重点做好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美国学者列文森认为,中国传统文化在很多方面已经被“博物馆化”了,即是说中国文化在现代中国人的心灵里已经成为满足情绪需要而未必有实用价值的存在,中国文化已经失去生命力,在社会上没有起积极的作用。实际上,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具有强大的自我更新能力,“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真实写照。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的不断深化,传统文化的优秀价值将会得到进一步的发掘。同时,新的实践也将赋予传统文化新的价值。换言之,传统文化既能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不断丰富和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文化支撑,也能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提供重要的思想资源。

　　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是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途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扎根于中国独特的历史和文化传统之中,又是新时期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这决定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既有传统文化的成份,也有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和人类文明的共同成果的成份。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里,马克思主义居于指导地位,而中国传统文化则是这一体系的重要思想来源和组成部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这种天然联系,决定了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是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途径。中共中央办公厅近期印发的《关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意见》指出,“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就要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充分汲取思想道德营养,结合时代要求加以延伸阐发,既使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又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之树深深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沃土。”因此,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是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题中应有之义,它将有力地促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得到广泛认同。

　　从历史上来看,价值体系的转换必须建立在继承传统文化的基础上才能成功。近代以来,由于外敌入侵,国力衰弱,中国传统文化曾备受质疑。加之帝制的瓦解,到了五四时期,中国的价值系统发生了全面的变动。胡适强调要“重新估定一切价值”,陈独秀也宣称“伦理的觉悟,为吾人最后觉悟之最后觉悟。”五四时期的知识分子不但彻底冲击了传统的价值系统,而且也引进了许多新的价值,如民主、科学、自由、人权等。然而,旧的体系瓦解了,新的价值体系并没有很快建立起来。五四时代,人们认为西化就是现代化,只有这一条路可走,所以他们极力地反传统。然而,他们虽然鼓吹西方文化,但是由于他们自幼受中国传统的熏陶,其意识深处并未完全摆脱传统价值观的影响。历史学者余英时发现,“五四以来的新价值尽管名目繁多,但从根源上说,都可以归结到一个中心价值上,即个人的自我主宰。但这并不是说他们所向往的是西方式的个人主义,而置国家民族的大群于不顾。相反,他们都是在建立新的群体秩序这一大前提之下提倡个性解放、个人自由的。显然他们受到了中国传统的群体意识的影响。”从文化心理的层面来说,五四时期的知识分子都出身于儒学系统,如果民主、民权、共和、平等、自由等西方价值和观念在此系统内不能获得定位,他们将找不到途径去认同这些异质的外来文化因素。因此,重建中国的价值系统,必须通过弘扬传统文化的价值观才能得以实现。

　　中国共产党非常注意继承和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在革命战争年代,中国共产党就特别注重发挥中国文化的作用。毛泽东曾说过“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当中国革命即将胜利的时候,毛泽东认为中国革命的胜利意味着中国文化的复兴。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对传统文化的认识更为深刻,对弘扬优秀传统文化也更加自觉。党的十六大提出要“发扬民族文化的优良传统”,十七大明确指出“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团结奋进的不竭动力”,十八大则强调要“建设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体系,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归根结底,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中华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是中华民族的突出优势,是我们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

　　随着党对传统文化的认识逐渐走向深入,必然要引导公民确立文化自信和自觉,重视传统文化的价值,将公民对传统文化的温情与敬意升华为根深蒂固的情感,为核心价值观的认同提供基础。这将是一个长期而艰巨的任务,既需要加强对公民的传统文化教育,也需要在实践中提升对传统文化的认识。当然,弘扬、复兴优秀传统文化的目的不是为了“复古”,而是为了“创新”。只有把优秀的传统文化与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贯通起来,把传统文化价值观与社会主义价值观有机结合起来,创造源于中国传统文化又高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才能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既有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又充满时代气息；既能实现对传统文化价值观的继承、创新、发展和升华,又能充分体现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

　　(作者系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