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于时代特征和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伟大事业，深入思考我国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问题，形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提出了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人民主体思想、全面深化改革动力观、五位一体发展内涵和以公平正义为旨向的发展价值观，积极回应了当代中国所面临的经济、政治和社会挑战，丰富与创新了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观。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坚持新发展理念，发展是解决我国一切问题的基础和关键，发展必须是科学发展，必须坚定不移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站在时代和全局的高度，深入思考我国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问题，提出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为核心内容的新发展观，对当代社会的发展战略、发展动力、发展主体、发展内涵、发展价值等方面进行了深入探索和阐发，积极回应了当代中国所面临的经济、政治和社会挑战，丰富与创新了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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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展战略的新拓展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首次提出：“破解发展难题，厚植发展优势，必须牢固树立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将创新居于发展理念的首位；同时明确提出要“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把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等各方面创新”。党的十九大报告进一步提出：“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战略支撑。”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既是对“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内涵的进一步深化，同时超越科技层面，使创新涵盖理论、制度、文化等综合层面，也是对“科教兴国”与“可持续发展”等国家社会发展战略的提升和拓展。

　　创新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品质，是马克思主义的本质所在，贯穿于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历程。这是因为，马克思主义是一种植根于人类社会实践之中，又在社会实践中得到证明、为实践服务的科学，实践观点是唯物史观的立足点和生长点，是马克思主义首要的、基本的观点，实践性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独特的思维方式。由于人类的实践是随着时代的前进而不断发展的，因而，马克思主义必须随着人类实践的发展而发展，不断创新，而不能一成不变、停步不前。

　　创新具有系统性和全面性，涉及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等社会全方面，包括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等多个要素。理论创新是社会发展和社会创新的先导。习近平指出：“实践创新和理论创新永无止境。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都是在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制度创新是整体社会创新的保障。邓小平曾指出：“恐怕再有三十年的时间，我们才会在各方面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在这个制度下的方针、政策，也将更加定型化。”社会制度体系是一个有机统一的整体，其基本制度、具体制度和规章制度是相互依存、衔接配套的关系。习近平指出，“要把制度建设摆在突出位置，充分发挥我国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优越性。我们要坚持以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推动制度创新，坚持和完善现有制度，从实际出发，及时制定一些新的制度，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使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为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胜利提供更加有效的制度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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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展主体的新阐发

　　唯物史观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社会改革发展的主体力量。党的十九大明确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没有人民支持和参与，任何改革都不可能取得成功。邓小平十分强调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依靠人民群众推进和深化改革。当年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成功，就源于中国农民的伟大创造；城市经济体制改革也是如此。在前人基础上，新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突出强调了人民群众的改革发展主体地位和“以人为中心”的思想，对社会发展主体给予了新的阐发。

　　第一，突出强调人民主体地位。新的历史时期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奋斗目标，推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更要依靠和发挥人民群众的主体作用。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必须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人民群众是中国革命的主体，是社会主义建设的主体，也是改革开放的主体，更是共享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成果的主体。改革开放在认识和实践上的每一次突破和发展，改革开放中每一个新生事物的产生和发展，改革开放每一个方面经验的创造和积累，无不来自亿万人民的实践和智慧。

　　第二，赋予群众路线新的时代内涵，夯实党的执政基础，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党的十九报告强调，要“把党的群众路线贯彻到治国理政全部活动之中，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视人民为主体、为中心的思想构筑了群众路线的历史和认识论基础，中国共产党是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执政党，失去了人民拥护和支持，将会失去执政基础。只有真正实践群众路线，彻底消解“精英主义”思潮和英雄史观，才能使党的执政地位具有广泛、深厚的群众根基。

　　第三，强调要发展更加广泛、更加充分、更加健全的人民民主，使改革进入了规范、制约公权力与完善、保障公民权利相结合的新阶段。党的十九大提出：“我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是维护人民根本利益的最广泛、最真实、最管用的民主。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就是要体现人民意志、保障人民权益、激发人民创造活力，用制度体系保证人民当家作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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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展动力的新认识

　　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发展动力，在当代中国发展史上，毛泽东、邓小平等先后进行了创造性的探索。毛泽东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矛盾普遍性的原理，把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概括为“社会基本矛盾”，并肯定了社会基本矛盾在社会主义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正确界定了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邓小平通过总结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经验教训，提出改革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直接动力思想，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首次正确地解决了社会主义社会的直接动力问题，将社会主义发展的根本动力与直接动力有机地结合起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入思考我国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问题，提出了将顶层设计与基层实践探索相结合的改革方略；将根本方向和实践路径融为一体，确定了新的改革目标，进一步深化和创新了社会发展动力思想。

　　第一，提出将顶层设计与基层实践探索相结合的新的改革方略。30多年前的改革开放初期，实行社会主义改革，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一项前所未有的事业，没有任何可以借鉴的经验，只能采取试点探索、投石问路的方法，边干边摸索经验，即“摸着石头过河”。当前，我国发展进入新的阶段，改革面临全新的环境和形势。一是中国改革已进入深水区，社会发展面临一系列突出矛盾和挑战，存在不少困难和问题。二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客观上形成了不同的利益群体，形成了一种相对稳定的利益格局。

　　第二，对改革目标提出了新的论断。关于社会主义改革的目标，邓小平曾指出，“总的目的是要有利于巩固社会主义制度，有利于巩固党的领导，有利于在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领导下发展生产力”，在此基础上，新一代中央领导集体进一步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对新时期改革的总目标作出了新的认识和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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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展内涵的新界定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对社会发展内涵的认识经历了不断丰富、拓展的过程。

　　第一，经济建设是基础。物质生产是社会历史的发源地，“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经济体制改革对其他方面改革具有重要影响和传导作用，重大经济体制改革的进度决定着其他方面很多体制改革的进度，具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作用”。坚持科学发展，应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把握经济发展新常态，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可持续的发展。第二，政治建设是保障。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加快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任务，也为社会发展其他要素提供政治保障。第三，文化建设是导向。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增强文化自信，增强文化整体实力和竞争力，为社会发展提供精神动力、智力支持和思想保证，是凝聚和激励全国各族人民的重要力量，是综合国力的重要标志。第四，社会建设是条件。推进社会领域建设，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加快形成科学有效的社会治理体制，是保障和改善民生、确保社会既充满活力又和谐有序的必要因素，也是推进其他领域改革发展的重要条件。第五，生态文明建设是前提。离开良好的生态环境、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人类社会将难以持续发展。加强生态文明制度建设，健全国土空间开发、资源节约利用、生态环境保护的体制机制，推动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现代化建设新格局，是建设美丽中国、促进改革系统顺利推进的必然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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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展价值的新论断

　　对于社会发展的价值导向，习近平提出，要以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为改革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对社会发展的价值导向赋予了新的内涵。

　　第一，明晰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价值维度，即实现社会公平正义。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认识到，在我国现有发展水平上，社会上还存在有违公平正义的现象。特别是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公平意识、民主意识、权利意识不断增强，对社会不公问题反映越来越强烈。

　　第二，构建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制度安排。习近平指出：“不论处在什么发展水平上，制度都是社会公平正义的重要保证。”

　　第三，健全社会公平正义的具体路径。国家十三五规划纲要提出，要增加公共服务供给，围绕标准化、均等化、法制化，加快健全国家基本公共服务制度，完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提高公共服务共建能力和共享水平，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作者系深圳大学社会科学部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