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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

访谈

一生热情在学术

夏斌
2019-06-14 10:39:56  来源:解放日报

——专访复旦大学文科资深教授王水照

王水照1934年7月生,浙江余姚人。复旦大学文科资深教授、中文系首席教授,中国宋代文学学会名誉会长。2012年获“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学术贡献奖”。(图片由复旦大学文科科研处提供)

  王水照常用“三角地”来概述自己的一路跋涉。

  “三角地”暗合他一生问学的三个地方:北京大学中文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今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复旦大学中文系。外在环境虽然有所变化,但不变的是学习文学史、编写文学史和讲授、研究文学史。

  学界同仁却更愿意用“三个一”来褒奖王水照的贡献。

  所谓“一代之学”,是指他在宋代文学研究中取得的开拓性、典范性成就;“一个方面之学”,是指他在中国文章学方面所做的筚路蓝缕、奠基性工作;“一以贯之之学”,则是对其从未消退的学术热情、从未钝去的学术敏感最好的描述。

  中文系学生要有“童子功”

  解放周末:您出生于浙东古邑,跟王阳明、黄宗羲是同乡。他们对您产生过什么影响?

  王水照:13岁那年,我从余姚西部一个偏僻小镇去县立中学求学时,看到县城外竖有一方石碑,上镌“文献名邦”四个颜体大字,深深地印入我的脑海。后来我才知道,严子陵、王阳明、朱舜水和黄宗羲是自己的四大乡贤。

  这四位乡贤与宋代学术、文化都有这样或那样的关联。比如,王阳明继踪宋儒陆九渊,创立陆王心学;朱舜水东渡扶桑传播朱子学;黄宗羲是《宋元学案》的编撰者;至于严子陵,宋代名臣范仲淹有《严先生祠堂记》,“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一句我在少年时就能背诵。

  可以说,自那时起,我就培养了对古代文学的浓厚兴趣。

  解放周末:从余姚走出来,您就去北大读书了?

  王水照:1955年夏天,我负笈北上,就读于北大中文系。那时,经过院系调整后的中文系,各校名师宿儒云集,称得上系史上最为辉煌的时期。

  我和同窗受到“向科学进军”口号的感召与鼓舞,一头埋入书林学海;课堂上听的是游国恩、林庚、吴组缃、季镇淮、王瑶、吴小如等先生的文学史系统讲授,王力、魏建功、周祖谟等先生的语言学课程,还有丰富多彩的校外专题选修课;北大图书馆的骄人典藏和全国一流的教学条件,让我们拥有了千载难逢的学习良机。

  在此期间,我参与了红皮本《中国文学史》的写作。由于被安排在宋元组,所以我开始大量阅读宋代文学文献,从而奠定了后来学术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

  解放周末:北大55级出了很多学术、文化名人,如谢冕、杨天石等。

  王水照:北大55级是第一届由四年制改为五年制的班级。在中文系,第一学期讲授“人民口头创作”,后面四年半的时间主要是讲授文学史,从古代文学一直到王瑶先生的现代文学史,每周6小时,一、三、五都要上课。这么重的课程量放在文学史上,说明文学史是当时中文系学生最基础的核心课程。

  光从知识层面讲,这是最重要的知识积累,能让人对中国文学的发展过程获得系统认识,了解中国各种文体的基本特征,特别是对艺术鉴赏能力和写作能力的培养。这些是其他课程所无法代替的,是中文系学生最基本的“童子功”。

  两年写不出好文章要“走路”

  解放周末:您毕业后在社科院文学所一待就是18年,这段时光里有哪些令人难忘的回忆?

  王水照:我离开文学所40多年了,还是很怀念那段时光。我一进入文学所,就投入新的《中国文学史》编写之中,还出版了独立署名的第一本小书《宋代散文选注》。这给了我很大鼓舞,也开拓了另一个重要研究领域,即古代散文研究。

  更重要的是,我在文学所遇到了两位迄今依然影响我的老师:一位是当时文学所所长何其芳先生,一位是我的工作指导老师钱锺书先生。

  何其芳先生强调文学研究工作中理论、历史、现状的结合,提倡实事求是的学风。古代文学研究虽然属于历史科学,但也要求学习理论、注意现状,包括古代文学研究的现状。

  钱锺书先生则以他的博学与睿智,使我第一次领略到学术海洋的深广、丰富和复杂,向我展示了对中国传统文化全身心的研治、体悟和超越,可以达到怎样一种寻绎不尽的精妙境界。

  解放周末:在您看来,何其芳先生是个怎样的人?

  王水照:何其芳先生很有个性,有意见就非常直率地说出来,而且有时非常尖锐。

  我在文学所的18年,可以说都属于“何其芳时代”。他曾经立过“所规”:大学生进了文学所,两年写不出好文章是要“走路”的。我那届从北大到文学所大概有10个人,最后剩下两个半。留下来的当然高兴,走的当然不高兴,但基本上没人对何其芳本人有意见,因为他是出于公心,没有私心。

  何其芳先生还强调,社科院文学所搞研究跟大学里面是有区别的。大学有繁重的教学任务,一些关键性“大学问”没法搞,成立文学所就是要搞突破性的大项目。我觉得这个方向是对的。

  解放周末:在社科院文学所,您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王水照:在文学所最初工作的三四年间,一个最大的收获就是受到学术规范、学术道德、学术伦理等方面颇为严格的训练与具体的教育。在此基础上,我初步具有了在宋代文学研究领域里独立工作的能力。

  解放周末:您离开后和社科院文学所的联系还多吗?

  王水照:由于《文学评论》《文学遗产》这些重要刊物的缘故,我和文学所的联系一直没有断过。

  《文学遗产》是我们古代文学界最高级别的刊物,我是它的作者,也曾经是编委,现在是顾问了。提起这个刊物,我很怀念早期的几位编辑人员,特别是陈翔鹤先生。

  翔老是一个非常好的主编,他原是四川文联副主席,后来调入社科院文学所。他对后辈非常关心、照顾,我的第一篇学术文章就发表在《文学遗产》。记得他跟我说:“你的文章是我照顾你,给你发的,水平还不够,以后要努力。”他就是这样真诚的人,希望年轻人能够学有所长。

  要有“写之而后快”的感觉

  解放周末:1978年3月您调入复旦中文系,能否说迎来了治学生涯的又一个春天?

  王水照:来到上海,来到复旦,我一面教书育人,为本科生、研究生开设唐宋文学史、苏轼研究、宋古文六家论等课程,另一面依旧做着自己钟爱的唐宋文学研究。

  这样的状态,能够不断引发新的思考,在教学、科研的互动互补关系中,科研选题、内容能保持鲜活的时代特点。它告别了那种“以任务带研究”的方式,可以按照自己的学术理念、知识结构的特点、禀赋素质的长短,合理地选择课题。

  由此,我从过去的唐宋诗文并举转向偏重宋代文学,由诗词兼及散文,从个别作家到群体研究,从作品的艺术特质、风格流派到文人心态、文化性格探讨,等等。可以说,艺术观念有所更新,研究视野有所开拓,运用方法有所丰富,对学术传承和发展的自觉意识有所加强。

  解放周末:您被复旦研究生评为“心目中的好导师”。在培育学生方面,您有何心得?

  王水照:我带学生,总是希望大家多读、多写、多练。许多同学都参加过我组织的项目,像《宋代文学通论》《历代文话》以及钱锺书手稿集整理等。

  对学生在学习期间是否要发文章,是有两种不同主张的:一批老师鼓励学生多写文章,一批老师不主张学生在读书期间发表文章。当年读大学时,我班上有个同学在学术期刊上发表《略谈〈孟子〉散文的艺术特征》。头天发表,第二天杨晦先生一上课就批评:《孟子》是散文吗?哪里来的艺术?才读大二,不好好读书,写什么文章?

  我觉得,只要不是出于急于求成的功利目的,还是应该以鼓励为主。低年级当然要把主要精力放在看书和积累上。但如果能在此基础上多记笔记,进而提炼出文章,并能够发表,也是很好的。

  读和写要相结合,不多写就写不动了,但要确实能提出新问题、发现新材料,读书得间,有“写之而后快”的感觉。

  北大中文系的历练对我有相当大的帮助。我很感激有这一段宝贵的写作经历,一章章必须写,就逼着自己去看材料,不断闯入陌生的领域,不断学习。后来进入文学所,几位老先生看我写的东西,都说不像大学刚毕业的,已经有个样子了。

  所以,我主张学生要多读书、多思考、多磨炼。

  对宋代文学多讲点好话

  解放周末:您的《宋代文学通论》对新世纪以来的宋代文化研究起了很大推动作用。当时为什么想写这部书?

  王水照:这本书我执笔了两章,主要框架及每章导言也是由我确定、撰写的,然后再让同学们按照我的思路去写,是教学相长的产物。

  以前,学术界对宋代文学的评价是有异议的。唐代文学是中国文学的辉煌时期,这是公认的;唐诗的高峰在哪里,大家也基本没有异议。但是,宋代文学在中国文学史上究竟是什么地位存在一些争论,有些学者的评价还比较低。《宋代文学通论》就想对一些过激的观点进行反驳,对宋代文学多讲点好话。

  我认为,评价历史事件主要是看它提供了什么新东西,而宋代在政治、思想、文学等方面确实提供了不少新的东西,如道学对儒学发展的意义,如宋诗在唐诗之外建立了一种新的艺术审美范式,等等。

  就现在的文学观念来看,宋代文学的整个定位是由雅转俗的重要时期。按照西方文学的分类,这一时期的文学诗、词、文属于雅文学,戏曲、小说是俗文学。宋代文学的成就主要还是雅文学,俗文学成绩虽然也有,但留下来的文本不多。

  宋词本来评价很高,但男欢女爱、离愁别绪,实在不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一段时间里主流学术大力提倡的。宋诗则在唐诗阴影之中,“不懂形象思维,味同嚼蜡”。宋文大部分是应用性文章,按照西方的文学观念,形象、抒情之类的因素在我国古代散文里并不多。因而,对宋代文学的整体评价并不高。

  但另一方面,“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的声音也很强大。所以,在《宋代文学通论》中,我们想对宋代文学的历史地位,作一个比较恰当的评价。

  解放周末:传统上认为,宋代是一个“积贫积弱”的朝代。但从王国维、陈寅恪到邓广铭,对它却有很高的评价。

  王水照:个人觉得,宋代的政治制度还是很了不起的。用现在的话来说,“顶层设计”是合理的。

  回过头来看,在北宋九帝、南宋九帝当中,真正有能力的皇帝不多,可能只有两三个皇帝的能力比较强,一个是建国之君赵匡胤,宋神宗也可以算一个,另一个就是南宋的孝宗,其他的基本上是平庸之辈。

  为什么这样一个政权,能够延续300多年的基业呢?很大的原因就在于,两宋的文化成就很高,士风得到了比较充分的培育,南北宋灭亡时忠臣义士特别多。唐代在这一点上就不一样,安禄山的军队一路打过去,投降的不计其数。

  宋代在皇帝平庸的同时,接二连三地出现权相、奸相,但这个政权还是保持运转,甚至有考证说当时宋代的经济在全世界排名第一。所以,宋代的“祖宗家法”、文官政治总体上还是有其先进性的。

  当然,作为学术研究,优点要说足,缺点也应该摆清。我们这本书如果要修订,应该有一个“下篇”,来专门论述宋代制度乃至文化的缺失。

  努力做到“详而不芜、博而得要”

  解放周末:宋代文人群星中,苏轼为何受到您的持续关注?

  王水照:初次接触苏轼的人,容易被他的“全才”特点所吸引。在他那宏博的文化知识、成熟的艺术技巧、丰富而复杂的人生经验面前,人们难免错愕、惊服。

  苏轼主要是文学家,而不是政治家。他与王安石变法的关系问题,对其一生的思想和创作产生过影响,继续探讨仍是必要和有益的;但他的政治态度毕竟属于过去,而他留给后人的巨大文化遗产依然在现实生活中产生深远影响。因此,苏轼研究的重点应当放在对其文学创作的探讨上。

  依据这种理解,我写了一些有关苏轼文学创作的论文,还编选了《苏轼选集》。该书选录苏轼诗词文300多篇,“注释”中注意把前人的歧见加以归纳整理,又设“集评”,努力做到“详而不芜、博而得要”;对一些历来聚讼不明的问题及材料,另立“附录”。

  随着时间的推移和个人体验的积累,我逐渐认识到,苏轼的意义和价值似不宜仅限于文学领域。他的全部作品展现了一个可供人们感知、思索的活生生的真实人生,表达了深邃精微的人生思考。

  在《苏轼的人生思考和文化性格》一文中,我对苏轼一生于大起大落、几起几落之间的思绪变化,以及儒、佛、道思想的消长起伏作了剖析,不仅指出其淑世精神与虚幻意识的并存,而且着力发掘其对个体生命和独立人格价值的追求,进而详细分析以狂、旷、谐、适为中心的完整性格系统。

  解放周末:相较于苏轼研究这个“热点”,宋代散文研究似乎沉寂许多?

  王水照:宋代散文研究的难点和盲点,相对来说确实不少。

  比如,宋代古文六大家之一的曾巩,以说理文见长,却有“擅名两宋、沾丐明清、却暗于现今”的奇特历史遭遇。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后人对古代散文的文学性、艺术性理解得太窄。事实上,我国散文历史上形成了独特的概念系统。那些在现代文学分类中不属于文学性散文的说理文,是我国古代散文的重要组成部分。

  从这个角度来看,古代散文研究的当务之急是对前人已有的诸种批评范畴和术语,如“气”“势”“法”加以系统梳理,并予以准确、稳妥的现代阐述。这些范畴和术语不仅是形式上、文字上的技巧问题,而是直接与散文的美学内涵相关。因此,全面辑录和清理古代的“文话”势在必行。

  在《历代文话》的基础上,我最近又组织团队推动《历代文话新编》的工作,收录文话著作将有300余种,希望能进一步推动古代文章学的研究。

  解放周末:“唐宋八大家”中,来自北宋的散文家占有六席。这有着怎样的时代机缘,又能带来什么启示?

  王水照:11世纪的北宋,是一个精英人才井喷式涌现的时期。欧阳修、司马光、王安石、苏轼是突出的代表,他们是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和文学家,是“百科全书式”的人物。出现这一现象不是偶然的,也不是孤立的,除了个人的禀赋、勤奋以外,其实也适应了当时社会发展的需要。

  北宋时期,社会精英大多是集官僚、学者、文士于一身的复合型人才。这与偏重文治的政治气候息息相关。宋太祖时还致力于征伐、平定地方政权,太宗时开始确立文治的方向,至仁宗时已彬彬大盛、崇儒尊道,对传统文化的吸收、整合呈现恢宏的气象。

  北宋举士共69次,以嘉祐二年最为“得士”,其中包括苏轼、苏辙和曾巩,又有号称“关中三杰”的程颢、张载、朱光庭,还有吕惠卿、曾布、王韶、吕大钧等。他们虽各有偏至,实均兼综文学、思想、政治之域。苏轼就曾盛赞同年好友、状元章衡“文章之美,经术之富,政事之敏”。

  就文学史研究而言,为这批北宋精英人物编纂全集,就不能只局限于传统目录学中的集部,而应囊括经、史、子、集四部。这对我们的历史研究、本土文化资源挖掘乃至学术话语体系建设也是有启示的。

  记者手记

  望之俨然,即之也温

  王水照先生念兹在兹的,就是学问和学生。

  上世纪60年代初期,他在杜甫研究领域“小试牛刀”;70年代,对唐诗繁荣的原因进行深入剖析;80年代,又率先为苏轼“正名”……

  求学治学60余载,王水照最忌人云亦云,力求有所突破。对于学术界存在的伪科学、伪命题、伪理论倾向,他不止一次呼吁“不能陷进理论晕眩、数据狂欢的泥淖中走不出来”。

  王水照的研究视野广阔,用心最切、用力最深的则是宋代文学。作为当代宋代文学研究的拓荒者和奠基者之一,宋代文人士大夫身上蕴含的使命感,深深浸润他的为人处世。

  学生感叹,先生讲课,从不敷衍。即便是自由讨论时间,王水照也决不坐着任由学生闲聊,而总会准备相关资料,将有用的内容和自己的分析记录下来。等到学生发言完毕,再一一点评,甚至会提出人们未曾留意的新材料、新论点。

  课后交流中,王水照更是“望之俨然,即之也温”。学生回忆,先生总是轻声细语,从不疾言厉色。从他身上,感受到的只有学问与人生的真诚,而没有一丝因为有学问、有阅历而产生的傲慢。

  现在,虽然年逾八旬,但王水照依然“夹在书堆里”。他的外形渐显龙钟,神态却更为清癯,一如既往地充满学术生命力。

编辑:迟语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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