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性发表优秀的论著就能算作成功，而家庭责任不会被计算在内

《女性一直在工作》（1981年初版，图为伊利诺伊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

“博览群书的女人是危险动物”——纽约Strand书店售卖的徽章

爱丽丝·凯斯勒-哈里斯和她为备受争议的剧作家丽莲·海尔曼所作的传记

　　“对于女学者而言，我相信我那一代要比现在容易得多。因为现在对出版和发表的要求在急剧增加。不发表一两篇论文，男性和女性通常都找不到工作，而且从教的最初几年还要马上出版第一本专著。我真替现在从事学术研究的青年女性感到难过，因为很多人到了必须考虑结婚生子的年纪。”

　　当你们去找工作的时候，是一名妇女史学者，同时也是社会史学者、劳工史学者、经济史学者、政治史学者

　　邢：您是在妇女运动中引领潮流的那一代，而且作为女性率先进入了学术领域，还在职场上与性别歧视作斗争。但你们这代人在成长的过程中，是缺少职业学术女性的榜样的。

　　凯斯勒-哈里斯：我们也不是完全孤独的，有几位比我们年长的女性在前方引领，比如格尔达·勒纳就是我的个人榜样。在20世纪早期，有玛丽·比尔德（Mary Beard）、朱莉娅·斯普 鲁 伊 尔（Julia Spruill）等 人 面临着巨大的困难去撰写女性历史。专业学者瞧不上她们的研究，但她们仍然是我们的表率。我们前一代学者比如威莉·李·罗斯（Willie Lee Rose）、格尔达·勒纳、安妮·斯科特，都清醒地意识到，只有整个学界都意识到女性学者和妇女史的价值，我们才可能取得真正的进步。我们应当向她们致敬。

　　拿格尔达·勒纳来说，她于1973年在萨拉·劳伦斯学院（Sarah Lawrence College）开设了美国第一个妇女史硕士项目。1974年，她邀请我去做客座教授，与她相处的两年时间使我颇受启迪。与此同时，我的朋友琳达·克尔伯因为寻找终身教职受阻，于是在美国历史学会内部发起一次有益的行动，担任该学会首个“女性地位委 员 会”（Committee on the Status ofWomen）的成员。现在她可能是美国最知名的妇女史学家。你也许可以说，我们的榜样来自民权运动和新左派。一旦大门被打开，人们就会接踵而入。所以第二代出现时，她们已经能够撰写妇女史的学位论文了。南希·科特、萨拉·埃文斯还有南希·休伊特（Nancy Hewitt）都属于这一代。我们这代人是从研究一般性课题起步的，但下一代就可以自由地研究有关女性的课题了。

　　比如，卡罗尔·史密斯-罗森堡出版的第一本书是关于宗教史的，琳达·克尔伯最初研究的是联邦主义者，布兰奇·威森·库克则研究一战中的和平运动。在20世纪70年代初，在《美国历史评论》（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和《美国历史杂 志》（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上发表关于女性的论文还很困难。所以我们创办了《女性主义研究》（Feminist Studies）、《符号：文化与社会中的女性杂志》（Signs:Journal of Women in Culture and Society），两者都是跨学科期刊。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出现了四五种专注于妇女史与交叉学科的刊物，包括《女性和性别》（Women and Gender）、《妇女 史 杂 志》（JournalofWomen’s History）。一旦有了出版阵地，知识就得以传播，妇女史研究也繁荣起来。

　　我不是说事情就变得容易了。即使现在很多院系意识到他们必须聘任一个专职妇女史、性别史或性史的历史学者，但是一般也只有一个教职。所以，妇女史学者面临的职位并不多。我曾经对我的学生讲，当你们去找工作的时候，你是一名妇女史学者，但你同时也是社会史学者、劳工史学者、经济史学者、政治史学者。你不能只把自己限定为妇女史学者。因为你们也许找不到妇女史的教职，但是如果你写过政治中的女性，你就可以教政治史了。这算是为你在就业市场上加了双保险。我们的认同更广泛，这符合我们逐渐形成的认识，即为了理解美国历史，我们必须理解性别在其中发挥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