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工网首页时政评论国际军事社会财经企业工会维权就业论坛博客理论人物网视图画体育汽车文化书画教育读书娱乐旅游绿色城建社区打工

理论

访谈

学得越深,越觉来之不易

夏斌
2019-08-30 09:15:42  来源:解放日报

——专访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原院务委员冯俊

  正在进行的“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中,学习党史、新中国史是一项重要内容。

  “对党史、新中国史了解得越多、学得越深,就越能感受到红色政权来之不易、中华人民共和国来之不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来之不易。”从西方哲学到党史研究,从高校管理到干部培训,党史专家冯俊一路走来、一路追寻。

 

  冯俊

  1958年出生,先后担任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中国浦东干部学院常务副院长、第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院务委员(副部长级)。出版《开启理性之门--笛卡尔哲学研究》《法国近代哲学史》《后现代主义哲学讲演录》等十余部专著、文集,主编《西方哲学史》,主持翻译《劳特利奇哲学史》《法国哲学史》《牛津西方哲学简史》等。

  和西方学者争论他们的学问,与国人讨论中国的学术

  1977年,在农村生产队、水库工地和县城工作了3年多,却“喜欢看书和写点东西”的冯俊参加了高考,成为恢复高考后的首届大学生,一脚迈入哲学的王国。

  硕士研究生阶段,冯俊的导师是哲学史专家陈修斋和杨祖陶。陈先生鼓励学生,要在专业上敢于同西方一流学者抗衡,“不是在国人面前大谈希腊、罗马和苏格拉底,在洋人面前讲《周易》、谈老庄;而是和西方学者争论他们的学问,与国人讨论中国的学术”。

  博士研究生阶段,冯俊又先后成为庞景仁、王玖兴和苗力田三位名师的弟子。曾主持翻译10卷本《亚里士多德全集》的苗先生告诫弟子,哲学是对智慧的无尽追求,很可能最终没有结果。但在追求的过程中,可以锻炼人的思维能力,可以让人站在千百年智慧积叠的高峰上观景、瞭望。

  解放周末:上世纪80年代是一个火热的年代,您为何选择哲学这一看似“冷门”的专业?

  冯俊:当时的实际情况跟现在想象的并不一样。那个时候,文科学科没有这么丰富,法律、应用经济学之类的专业很少,文史哲反倒是“显学”。我从小就对理论有兴趣,觉得文学、历史都挺好,但哲学更引人思考、更讲求思辨,钻研下去更有“挖头”。

  我是1978年初进入大学校园的。伴随“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大讨论,各种西方哲学思潮竞相涌入,大学里掀起了“萨特热”“尼采热”等潮流。

  当然,追流行和做学问是两回事。哲学不好学,西方哲学更不好学。西方哲学的很多经典原著,如康德、黑格尔的书,常人看来像天书一样难懂。没有对哲学强烈的兴趣、没有一种意志和毅力,是很难读下去的。所以,选择西方哲学,就是选择了学术之路,选择了吃苦。

  比方说,苗力田先生就要求我们掌握三门“活语言”、两门“死语言”。两门死语言是希腊语、拉丁语,三门活语言是英语、法语、德语。他说,把这五门语言学好了,把哲学家的原著读好了,才可以写文章。苗先生的这个要求要达到很难。严格来说,我们这代人有“先天不足”,小时候就没怎么学外语。我是上大学之后才开始学外语的,还算有点语言天赋,但离苗先生的标准差得很远。

  解放周末:在象牙塔内亲炙名师、潜心读书,您从这些前辈身上感受到了什么?

  冯俊:在武汉大学,陈修斋先生给我们上第一课时说,学哲学就要有一辈子为真理而献身的精神,要把做好学问视为天职。这些理念对我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后来尽管做了很多行政工作,但学问没有丢,也不敢丢。

  在中国人民大学攻读博士期间,我的第一位导师是庞景仁先生,笛卡尔《第一哲学沉思集》、康德《未来形而上学导论》都是他翻译的。他1942年拿到巴黎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后在欧洲任教,1946年回国当教授,是新中国第一批能够招收博士的导师。庞先生的语言能力特别强,精通英语、德语、法语,还懂梵文、日文。他对学生非常严格,为的是督促我们打好基础。要我们看的书,他都亲自到北京图书馆去借,而且会先看一遍。

  庞景仁先生去世后,王玖兴先生和苗力田先生负责指导我的博士论文。王先生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苗先生当时是教研室主任。在苗先生身边工作的那些年,可以感受到他是一位热爱哲学、重视教育、珍爱学生的人。他认为,哲学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大智慧。哲学史研究必须以材料为根本,要让材料自己说话。苗先生还有个近乎苛刻的观念:治思想史者,50岁之前只是打基础。在这个阶段,要“多读、多想、少写”,要耐得住寂寞,下笔要慎重。

  脱离时代、脱离人民,这不是真正的哲学家

  1994年,冯俊公派赴英国牛津大学做高级访问学者。

  按照规定,他需要找一位联系导师,这位导师既要研究英国哲学,又要懂法国哲学,还要熟悉中国哲学。翻阅牛津大学哲学系100多名教师的资料后,冯俊找到了阿兰·蒙特费奥里。

  “蒙特费奥里先生具有多元文化视野,又有高度的政治责任感,还有着广泛的国际交往。”冯俊回忆,在牛津的这段访学,除了阿兰·蒙特费奥里,还听过贝尔纳·威廉姆斯、安东尼·肯尼等一批大家、名家的课,自己经历了哲学理论的深度洗礼,也见识了哲学家的优秀品质。

  解放周末:在牛津大学,您的最大收获是什么?

  冯俊:在牛津的一年时间里,差不多听了20门课。那里还有个哲学学会,基本每个月召开一次学术讨论会。通过参加这些活动,我开阔了眼界,开始认真思考哲学家应该要有怎样的品质。

  一要有为真理而献身的精神。希腊文philosophia、英文philosophy一词,我们翻译为“哲学”,本意就是“爱智慧、追求智慧”的意思。用现在的话来讲,就是热爱真理、追求真理。爱智慧就要为了知而求知,不要有功利目的,不要太讲个人得失,不被其他利益所左右。从古至今,这个精神是不变的,是优秀哲学家的共同品格。

  二要实事求是。尤其是要原原本本地读原著、悟原理,这是基本功。我后来跟我的博士生说,写论文要搞清楚三个层次:第一个是研究的对象——或者是某个哲学家,或者是某一本著作——本身是怎么说的,要搞得很熟、很透。第二个是别人读了这个哲学家的这些书之后有什么看法。哲学家的思想面世之后,同时代的其他哲学家、后世不同流派的哲学家、研究者,对他的这个观点是怎么看的,也要梳理清楚。第三个才是你怎么看这个哲学家的观点以及其他人的观点,进而提出自己的见解和新观点。

  三要眼界开阔,具有把世界看透的能力。普通人可能想些具体的事情就行,但哲学家要想大事,要往全局去想、往远处去想。哲学家从来都不是狭隘的、封闭的,不是抓住一点不及其余的。这也正是马克思主义所强调的辩证法。

  四要关注社会、关注人生。哲学表面上看没多大用处,但其实是“无用之大用”,是对未来社会、未来生活的先知。哲学家跟政治学家、社会学家不太一样,政治学家、社会学家也关注社会、关注人生,但哲学家更抽象思辨,既要把握时代精神的精华,又要有一种批判性思维。

  现在有些哲学研究者喜欢孤芳自赏,只研究很小的问题、研究个人的感受,而不关注他人、不关注社会,脱离时代、脱离人民。这不是真正的哲学家。

  解放周末:从世界范围来看,当代哲学正在发生什么样的变化?

  冯俊:我的一个感觉是,20世纪以来,西方哲学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跟以前是很不一样的。

  在18、19世纪,哲学是世界观、方法论,对国家乃至世界都发挥着一种意识形态的引领、指导作用。到二战后,社会思想日益多元化,哲学的学科、流派也在不断分化。尤其是经历了反形而上潮流之后,人们不太喜欢讲宏大叙事,而开始把哲学具体化、技术化、应用化,往零散、碎片的角度去发展。由此,哲学变成了一种语言分析、概念分析,变成对传统哲学观念的解构,变成知识分子的个人体验乃至对社会现象的简单批判。

  解放周末:“哲学已死”的说法言过其实,但“哲学无用”一说似乎颇为流行?

  冯俊:对于哲学的功用,不同的时代有着不同的理解。

  在亚里士多德那里,他就是为了知而求知,而不是因为学了哲学后可以去赚钱、当官。如果掺杂了功利目的,把它当成敲门砖或者一种手段,就不纯粹了。既然没有任何功利目的,那就无须问哲学有什么用,问了就俗气了。所以,古希腊哲学家很坦然地把哲学叫作“无用之学”。

  不过,到了近代欧洲,比如笛卡儿和培根,他们就讲哲学是有用的。笛卡尔把哲学描绘成“人类知识之树”:第一哲学,也就是我们现在说的本体论或形而上学的部分,是树根;物理学,也就是现在关于自然界各种基本规律的学问,是树干;各门具体科学是树枝。果实结在树枝上,最后我们都要到树枝上去收获智慧之果。我也赞同哲学是有用的,是要采摘果实的。

  不能有“帽子”的是人才,没“帽子”的就不是人才

  1995年,37岁的冯俊成为人大哲学系最年轻的正教授。

  几年后,冯俊成为人大副校长。在近8年的任期里,他推动学校与世界上100多所大学建立了校际关系,每月都有世界知名学者来校讲学,平均每星期有一次国际或多边、双边的学术研讨会,学生们成了国际交流活动的重要参与者。

  “现在的年轻人好学、睿智、机敏,具有良好的专业功底、娴熟的英语表达。这都让人倍感骄傲。”冯俊感言。

  解放周末:从您的观察来看,中西方大学有什么异同?

  冯俊:无论是西方传统,还是中国传统,大学肯定都是做大学问的地方,是教书育人的地方。这是一个根本的功能。

  西方的大学经历过了好几个阶段:工业革命之后,像德国的洪堡大学,除了教书育人之外,还特别强调科学研究,注重教学、科研的统一;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像美国的很多州立大学,还要求学校得有社会服务,要为周围居民上学提供方便,还要服务于地方的经济建设。中国现代大学制度是从西方引进的,有100多年的历史。改革开放以来,很多大学撤销合并,重新变成综合性的教育机构,在教学、科研和社会服务等领域都有很大进步,许多大学正朝着“双一流”的目标迈进。

  解放周末:在朝“双一流”迈进的过程中,中国高校还有哪些不足需要克服?

  冯俊:在各种因素的影响下,我们的大学也出现了一些“综合征”。例如在教学科研考评上,出现了越来越西方化的倾向。很多大学十分看重在西方排行榜上的排名。在人文社科领域,一些高校关注的也是教师在西方哪个权威杂志上发表了多少文章。一些高校的历史学专业、中国史专业,竟然也必须要“洋博士”。

  还有一个量化考核的问题。每一篇文章都要看被国际同行引的次数有多少、国际影响因子是多少。引进人才的时候也是“量化”的——从哪个大学毕业、在国外权威杂志发了几篇文章,就给你多少年薪;学校名气差一点,刊登文章的杂志层次低一点,年薪就少一些。事实上,在人文社科领域,特别是研究中国社会、中国经济问题,你的文章不具有现实意义、理论突破和正面影响,所谓的“影响因子”再高又有什么意义?

  另外,当前高校还有一个倾向,那就是过于重视“某某学者”“某某人才”等头衔。似乎有“帽子”的才是人才,没有“帽子”就不是人才。真正安心做学问的人,“板凳一坐十年冷”,很可能没有什么头衔,能什么待遇、什么津贴都不向他们倾斜吗?

  归根结底,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当然要有国际通行的标准,但不能将其绝对化,还得从中国的实际出发,从为中国经济、政治、社会发展服务的角度出发。

  理论走入误区,就容易走错路,容易丧失精气神

  2008年7月,冯俊从北京来到上海,担任中国浦东干部学院常务副院长。

  如果说井冈山和延安两所干部学院侧重于重温党的历史、增强理想信念,那么中国浦东干部学院除了进行革命传统、红色基因的教育之外,更强调“向前看、向外看”。

  “这是一个讲改革开放的地方。”冯俊意识到,不仅要给中国干部讲与时俱进的理念、讲不同地区的改革开放经验,而且要向外国学员讲好中国国情、讲好上海的最新发展。为此,他先后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情词典》《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论纲》《中国故事丛书》《中浦院书系》等。

  在沪工作7年半,冯俊又回到北京,走进中央党史研究室。最近,人民出版社出版冯俊的新著《学习新思想》,体现了他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深入学习和理解。

  解放周末:从高等教育到干部培训,中间的转换难吗?

  冯俊:确实,这是一个很大的跨越,既跨行业又跨地区。

  我做事有两个特点:一个是组织让干什么就干什么,另一个是干一行就要学一行、爱一行、专一行。要么就不干,要干就把它干好。这可能是我们这一代人的共同风格和特点。我觉得搞哲学的人去搞干部教育,还是有一些理论优势的。在大学期间,马列原著和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我恰恰啃得很深、很细。这对后来的工作很有帮助。

  解放周末:您理想的中国浦东干部学院是什么样的?

  冯俊:按照中央的办学要求,我们要把学校办出特色,既要有一般党校、行政学院的共性,又得有中浦院自己的个性和特点,具有不可替代性。否则,全国党校两三千家,多一家少一家是不是无所谓了?

  中浦院的特色,一个是讲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故事、讲好改革开放的故事,让全国的领导干部来学上海、学长三角是怎么搞改革开放的、怎么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

  另一个就是国际化,跟外国人讲好中国故事,实际上就是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方案。在我离开上海之前,学院一共给130多个国家、50多个外国政党培训过众多党派领袖、政府官员。我们收集了外国学员的“百问”,都逐一进行解答,讲完了还要跟他们交流。

  解放周末:从中浦院调到中央党史研究室工作,又有什么感触?

  冯俊:从中浦院到中央党史研究室,我觉得可以用“三个没有变,两个用得上”来概括——

  “三个没有变”是,党校和干部学院姓党,党史也姓党,坚持党性原则没有变;向党中央看齐没有变;围绕中心服务大局没有变。

  “两个用得上”是,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世界观和方法论,可以用来总结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中浦院是讲改革开放的实践创新,现在搞党史研究是对改革开放进行理论提升和历史总结,以往的积累都能用得上。

  解放周末:正在进行的“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中,学习党史、新中国史是一个重要内容。在您看来,怎样才能做到知史爱党、知史爱国?

  冯俊:守初心、担使命,首先得了解初心和使命是什么。到哪去了解初心和使命呢?显然,我们需要学习领悟党史、新中国史。

  随着经历过革命、建设和改革的老一辈慢慢离去,90后、80后甚至70后的党员干部对党史知道得不多、不细。党史、新中国史这个学科越来越需要、越来越重要,党史和文献工作者的责任更加重大,尤为需要把党史、新中国史记录好、编写好、宣传教育好。

  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回过头来看,历史性的考试我们考出了好成绩,为长期执政积累了经验,也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体现出来了。总结历史经验,我有几个深切感受:

  第一,70年来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断进行理论创新,不断使党的指导思想与时俱进,这是我们成功的一大秘诀。为什么苏联垮下去了?列宁、斯大林有自己的理论,但苏联后面就没有新的、正确的理论了。理论走入误区,就容易走错路,容易丧失精气神。

  第二,70年来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

  第三,70年来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当然,我们要开放包容,要学习西方文明的优秀成果,学习人家的先进技术、管理经验,但最终还是要扎根中国大地、回到独立自主上来。

  总之,党史、新中国史了解得越多、学得越深,就越能感受到红色政权来之不易、中华人民共和国来之不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来之不易。

编辑:迟语洋

书库

工运

  • 认定劳动法“用工”三步法

    劳动关系要成立和生效,劳动关系的内容必须合法,否则劳动关系便不能成立或生效。劳动关系的内容合法主要体现在劳动的具体内容符合法律规定,如果劳动过程本身触犯法律,则其提供的所谓“劳动”对用人单位而言便不能称之为“用工”。

  • 为网约工们撑起工伤保护伞

    “互联网+”环境下的灵活就业人数在以较快的速度增加,而人工智能又将导致就业进一步灵活化。现行的工伤保险制度与灵活就业者并不匹配,应当根据当前需要和未来趋势,建立符合灵活就业者劳动状况的工伤保险制度。

  • 守正创新推动企业思想政治工作

    面对新形势新任务新要求,迫切需要不断探索新时代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的特点和规律,在守正创新上下功夫,切实增强思想政治工作针对性和实效性,推动思想政治工作强起来,为企业改革发展提供强大精神动力。

  • 以市场和企业为主体推进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加快我国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着力谋划深化改革的决策部署和顶层制度设计。各级党委政府统筹推进城乡一体化协调发展,加快实施科技创新驱动和人才兴国发展战略,完善我国职业教育布局和职业培训制度,探索健全职业发展通道和晋升激励机制,发挥市场机制在人力资源配置中的决定作用,全面落实企业产业工人职业培训的主体责任,不断提升企业劳动生产率和全要素配置效率,这是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取得实效的关键。

访谈

文献

  • 周恩来与南方局干部教育

    从1939年开始,周恩来领导中共中央南方局在重庆红岩开展了8年工作。在这段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时期,周恩来特别重视干部教育工作周恩来在《建设坚强的战斗的西南党组织》中提出了“要在思想上组织上巩固党,使西南党成为真正的彻底的地下党

  • 伟大的跨越:西藏民主改革60年

    一、黑暗的封建农奴制度三、彻底废除封建农奴制十、西藏发展进入新时代2019年是西藏民主改革60周年。按中国传统文化习俗,六十年一甲子,是值得纪念的日子。六十年前的民主改革,对西藏地方和西藏各族人民而言,是一次新生,意义非同寻常。

排行

新闻日历
关于我们 | 广告服务 | 联系我们 | 本站地图 | 投稿邮箱 | 版权声明 | 违法和不良信息举报电话:010-84151598 | 网络敲诈和有偿删帖举报电话:010-84151598
Copyright © 2008-2018 by www.workercn.cn. all rights reserved
扫码关注



工人日报
客户端
苹果版
安卓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