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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

访谈

写作必须真诚,文学必须认真

顾学文
2019-10-18 10:06:57  来源:解放日报

  本周,第十届茅盾文学奖颁奖典礼举行,41岁的青年作家徐则臣以小说《北上》荣获这一殊荣。

  面对荣誉,徐则臣选择与热闹保持审慎的距离。于他,写作依靠的不是一个又一个奖,而是一部又一部作品。

  获奖

  没有鲜花和掌声,这活儿也得继续干

  解放周末:近些年来,你一直是茅盾文学奖的有力角逐者,今年终于获奖,是否好好地庆祝了一番?

  徐则臣:茅盾文学奖揭晓那天,我正在上海书展现场做活动,聊我新出的散文集《从一个蛋开始》,台下很多读者朋友看到消息,都拥上台向我祝贺。当时的确挺高兴的。

  当然,这种高兴肯定不是那种一惊一乍的高兴。一是我已经知道入围了前十,有了点缓冲。但主要还是因为写了20多年,既适应了得奖,也适应了不得奖。

  之后我就按照原计划去甘南和天水采风了,没有什么庆祝仪式,也婉拒了大部分的采访。

  作品是公共的,生活是我自己的,接下来该怎么样还是怎么样,我不认为生活会有什么变化。这跟足球运动员踢球一样,球进了,开心一下,还得继续踢、继续跑,这才是一个专业球员该做的。

  一个作家所依靠的,不是一个个奖,而是一部部作品。都是“老运动员”了,都知道写作到底是怎么回事:有鲜花和掌声固然很好,没有,这活儿也得继续干。

  解放周末:有没有觉得大家的欢呼声中还有这样一种感慨:“70后”作家中终于有人得茅盾文学奖了?

  徐则臣:很多人表达了这层意思,我想大概是因为茅盾文学奖在大家心目中分量很重,一定要得这个奖,才能证明一个代际的作家群体成长了。

  解放周末:这是否正说明了长久以来大家对“70后”作家并不十分看好?

  徐则臣:可能是因为“70后”作家总体上有一个特点:长篇写得少,进入长篇小说的创作相对比较晚,优秀的长篇作品相对比较少。

  其实,“70后”作家的中短篇小说都非常好,我们是伴随着文学期刊成长起来的一代人,期刊对我们的培养和训练大部分是在中短篇小说上。但现在判断一个人或一代人的写作成就,习惯拿长篇小说做标准。我相信,再等5年、10年,“70后”作家群体会产出一批优秀长篇作品的。

  解放周末:有些人很反感这种代际归类,也就是给作家贴标签。你呢?

  徐则臣:同一代的作家肯定有一些共性的东西,代际归类、贴标签,是为了叙述、评价和界定的方便。代际的研究并不是完全不科学,有时候,共性的考察、用微观文学史的放大镜和显微镜去研究文学也是有其必要性的,所以,我对此没有任何不适。

  解放周末:在你看来,时代对作家而言究竟意味着什么?

  徐则臣:时代对文学创作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没有一个作家能够逃脱时代,拿起放大镜和显微镜一端详,代际打在他们身上的烙印都是一清二楚的。

  比如我们现在看李白和杜甫的写作,往往大而化之地认为他们代表了唐诗的巅峰,而忘了他们的年龄差。但具体分析他们的作品就会发现,安史之乱对杜甫的影响非常大,却对李白影响不大,这导致了他们的作品在内容和风格上的巨大不同。

  解放周末:总有人哀叹当代缺乏经典之作。

  徐则臣: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文学,一代人有一代人的经典。一个作家能扎根自己的时代,敏锐捕捉到时代的变化并艺术地呈现出来,我认为就是好的文学。

  写作

  如果没有问题,我不会去写东西

  解放周末:你的获奖作品《北上》,以历史与当下两条线索,讲述发生在京杭大运河上几个家族间的百年“秘史”,力图书写出百年来大运河的精神图谱和一个民族的旧邦新命。为什么会挑战一个这么宏阔的题材?

  徐则臣:首先当然是因为我和水的情感联结。

  小时候,我家屋后就是一条河,现在没了;往北走大概50到100米,又有一条河;再往北走一两百米,还是一条河。河流对农村孩子来说,就是一个巨大的乐园:夏天捞鱼摸虾挖藕,冬天滑冰。

  初中的学校门口也有一条河,是运河,但不是京杭大运河。冬天,学校里的自来水管一冻住,我们住校生就端着脸盆和牙缸去运河边,蹲成一排,刷牙洗脸;夏天,我们不睡午觉,跑去游泳,在水里打架。

  后来我在淮安读书和工作,离工作地不远就是正儿八经的京杭大运河了。所以,河流在非常大的程度上参与了我的成长。

  当然,很多人在河边生活,但未必会关注它,我为什么会关注运河?现在想来,大概是因为我从小生活在这么偏僻的地方,只能靠想象去触摸外面的世界,而想象世界需要一个载体,于我而言,那就是河流。河流上溅起一朵水花、打一个水漂,或者漂过一根草,我会想下一秒它流到哪儿了,一小时后、一天后、一年后又流到哪儿了。我的想象力跟着这根草、这朵浪花一直往前走、往前走。这条河从淮安流到徐州,然后流到临清、德州、天津,最后流到北京,我就沿着这一个个节点往前想象着世界。

  当我开始写小说时,自然而然地把运河作为我的小说的背景、故事的发生地。一点点地写下去,运河在我的笔下就越来越长了,直到某一天它长到了1797公里,那是京杭大运河的总长度。

  吊诡的是,你对一件东西越熟悉,你对它的困惑就越大,你会有从整体上探究它的冲动,不仅关注它的现在,还会对它的过去和将来有兴趣。当我想写整条运河的时候,问题一个接着一个:今天我们如何看待这条河?它仅仅是一条河吗?在过去、今天和未来,它曾起过、正在起着、还将起哪些作用?不同时代的人们对它的态度有过哪些变化?

  这条河既是流淌在大地上的,也是流淌在纸上、书中的,流淌在中国人血液里的,我想从文化的意义上重新打量这条河。

  解放周末:如你所说的那样,你是一个“问题青年”——永远带着问题意识去写作。《北上》如是,之前的《耶路撒冷》等其他作品也是。

  徐则臣:问题意识确实是我个人写作的初衷,如果没有问题,我不会去写东西,不管最后能否解决某个问题,它的确是我写作的动力所在。我不会因为一个故事很好就去讲它,只有当它包含了我的某种困惑,或者可能提供解决困惑的某种路径,我才有兴趣去写它。

  解放周末:在你对运河产生困惑之前,你的困惑似乎一直是围绕着城市的,以至于人们把你归入描写“北漂”的作家群体中。

  徐则臣:我18岁离开老家出来读书,大部分时间都在城里生活。当然也可以写乡村,18年的记忆和多年写作训练出来的想象力应该不至于掉链子。但我总觉得最困扰我的,无论是现实问题还是精神困惑,都来自城市生活。

  写城市还是写乡村,有没有触及热点问题,题材是不是足够重大,对我来说从来都不是决定我写不写、写什么的标准,一切取决于我是否有话要说——弄明白了有话要说,弄不明白也有话要说。最困难的情况是,我知道我有话要说却不知道如何开口。

  世界是什么?有时候它铺展在我们脚下,有时候它卷起来,把我们紧紧地幽闭其中。宽阔和复杂对我来说是认识和表达世界的重要标准。我的写作,不管是过去、现在还是将来,有一条是不会变的:写每部小说都是要解决我的一个问题。

  历史

  重要的不是故事讲述的年代,而是讲述故事的年代

  解放周末:《北上》的核心故事发生在过去,也就是历史。从现实转向历史,你创作中的“问题意识”会不会因此而弱化?

  徐则臣:所有的历史都是当代史。重要的不是故事讲述的年代,而是讲述故事的年代。一个作家写到一定程度,不可避免地会触碰历史,因为历史能够给作家提供一个宏观地、系统地把握世界和时间的机会,这几乎是一个作家成长的必经之路。好的历史小说应该是一部“创世记”。

  我在《北上》中写下了这样一句话:“一条河活起来,一段历史就有了逆流而上的可能,穿梭在水上的那些我们的先祖,面目也便有了愈加清晰的希望。”我的小说一直坚持在自己的时代里琢磨自己与世界的关系。

  解放周末:如何在历史叙事中获得恰如其分、有价值的“时代感”?

  徐则臣:在当代写历史,在故事、细节和情景的意义上还原历史现场也许并不难,笨功夫做足了就能八九不离十。难的是如何将这个时代的“时代感”注入作品中那个时代的“历史感”中去,也就是如何在当代叙述历史。

  人们常常把作家理解为一个讲故事的人,以为只要有生活,只要会编故事,就能成为一个好的作家。我觉得这个观点在今天已经不适宜了。过去,信息不那么发达,作家可能有机会占有相对稀缺的故事资源,用讲述别人不太了解的生活或故事,去征服读者、征服世界。但在媒体极其发达的网络时代,任何一个地方发生的故事,下一秒就可能全球都知道了,写作资源已经从个人的独特资源转变成了公共资源,这时你还想靠故事来吸引人是不太可能的。这种情况下作家的价值是什么?是发现问题、提出问题,是尝试表达问题、解决问题,也就是我之前提到过的问题意识。

  要在历史叙事中保持时代感,需要一个作家有非常好的思辨能力,有足够开阔的眼界,足够与时俱进的意识,足够完整和完善的思维训练。这些能力可以从学院的学术训练中获得,更可能是从学院外的生活中获得的。很多优秀的作家,学历并不高,但他们的阅读、他们的阅历、他们的思考,都使得他们具备了这种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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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迟语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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