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航向与“文化的长江”

——专访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张国刚

　　洋洋洒洒的一场大雪，让清华园古意盎然。

　　而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张国刚的思绪，也刚刚从历史中抽脱出来：“要产生一些思想、一种观点，还需扎扎实实地以历史为师。”

　　张国刚是这样说，也是这样做的。一方面，他系统梳理传统历史文化资源，既让历史写作变得可爱，也让大众读本不流于肤浅；另一方面，他一如既往地对中西文化交流报以高度热情，从近日成为话题的李子柒谈起，逐一论及中西文化交流的历史航道与未来方向。

　　“理不足”“气不壮”，和我们讲故事的方式有很大关系

　　解放周末：近日，李子柒成了文化交流领域的一个热门话题。您看过李子柒的作品么？

　　张国刚：我看过相关的新闻。听说她在海外视频网站上有700多万粉丝，影响力很大。这一开始挺让我吃惊的，后来觉得也不奇怪。就像出书一样，学术书印通常印几千册，面对大众的书可以印个十几万册，因为有很多人愿意看。

　　李子柒是一个文化现象。它涉及两个不同层面的问题：一个是精粹和俚俗的关系，一个是文化交流和舆论宣传的方式。

　　人类文明史上，早期的艺术品都非常精粹，因为它是为少数人所欣赏、为少数人而做的，不存在刻意迎合普罗大众的问题，所以能够精益求精。现代化以来，在商业和市场的推动下，越是通俗的越能受到欢迎。从文化交流的角度来看，每个人都有权利享受文明发展的成果，因而就涉及一个改进文化交流、文明互动的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实现了快速发展，但在更宽阔的国际视野里，我们或多或少有一种“理不足”“气不壮”的感觉。这和我们讲故事的方式有很大关系。

　　仅就讲好当代中国的故事而言，我觉得有一个关键词，那就是群众路线。要注意群众观点，要采用大家能够接受的方式，保持弹性和生动性。从这个角度来看，李子柒的成功可以给我们一些启发。

　　解放周末：李子柒的视频中展示的田园牧歌式的生活，为何能引发国外网友的共鸣？

　　张国刚：“田园中国”主要存在于文学艺术作品中。“故人具鸡黍，邀我至田家。绿树村边合，青山郭外斜。开轩面场圃，把酒话桑麻。待到重阳日，还来就菊花。”你看，孟浩然的诗，或是陶渊明、苏轼的作品，就艺术化地展现了田园之美。

　　传统田园生活，总是洋溢着一种自在性，这跟中国文化有契合之处。古代中国大体是一个有空间的社会，政治上有上升通道，经济上有流动，文化上多元。而这个空间，在古代西方是很窄的。马克思称其为“硬化了的地产结构，凝固化了的政治结构”，土地不能买卖，政治上有世袭制、等级制，等等。

　　正因为如此，西方进入文艺复兴的时候就特别强调人的自由，而中国人是有空间的，所以更多地讲集体意识、群体意识，强调共同利益，不仅讲“利”还讲“义”、讲“权”也讲“仁”。在如今的全球化时代，我们可以用自己的经验和探索为诸多共同命题注入更加丰富的意蕴。

　　古代丝路的意义之所以重大，不是说它有多么大的规模

　　解放周末：说到文化交流，不少人习惯讲“中西交流”。历史上，中国人是如何一步步认识“西方”的？

　　张国刚：“西”这个概念在中国文化里，不光是个地理方位，也是一个文明特征，甚至是一个政治文化概念。当年张骞通西域，那个“西”在哪儿？在今天的中亚，包括新疆地区；唐僧西行，那个“西”在南亚、印度；郑和下西洋，到了西亚、北非和东非；后来西学东渐，蒋梦麟写过一本书叫《西潮》，讲的就是近代中国吸收欧美文化的事情。

　　前不久，我在北大出版社出版了《中西文化关系通史》。它的上卷叫“从张骞到郑和”，下卷是“从利玛窦到马戛尔尼”，就反映了国人对“西”的认识是不断深化拓展的。

　　解放周末：在古代东西方交往中，丝绸之路被公认为发挥着主干道的作用。但也有人提出，古代丝路的作用是不是有所夸大？

　　张国刚：回答这个问题，需要追溯人类文明的不同模式。

　　人类的文明就像流动的河流，源头的不同、河谷的差异塑造了不同的景观。公元前1800年左右，在伏尔加河中下游、第聂伯河中下游的高加索地区，一群人开始四处迁徙，逐渐形成了三种模式：一个是南亚模式，一个是南欧模式，一个是西欧北欧模式。

　　从南亚次大陆到不列颠岛，可以说是同一个印欧种族、同一种印欧语言，并经历或分享共同的战争、宗教等联系。相较之下，中国是一个“他者”。西方殖民扩张之前，中国文明长期在一个相对独立的地理环境中生存和发展。由于地理环境相对独立，三代、秦、汉、唐、宋、元、明、清王朝不断更迭，尽管中间有蒙古族、满族等少数民族在内地建立政权，但最后都融合在中国主体文明中。所以，中国历史上有王朝危机、政治危机，但从来没有发生过文明危机，中国文明的自信、中国文明的源远流长与此有很大关系。

　　在两大区域或者说文明之间，地理上是有断层的。南亚、西亚、北非和地中海，是互相连着一片的。它们跟中国之间，隔绝着沙漠和大海。这个断层主要靠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连接起来。

　　所以我们讲，古代丝路的意义之所以重大，不是说它有多么大的规模，而关键在于两种独特的文明是用这两根线连接起来的。

　　历史上的文化交流，郢书燕说式误读比比皆是

　　解放周末：在古代丝路上，您看到了怎样的“西学东渐”和“东风西渐”？

　　张国刚：“西学东渐”其实古已有之，但张骞通西域之后，官方更加积极，通道更加顺畅。

　　一般来说，文明交流总是先从物质层面开始的。比如，小麦就是从西边传过来的，青铜冶炼也是由外传入的，但在中国变得更高级了。

　　文明的交流，就是这样的互通有无、集成创新。战国时候，当其他国家还在用青铜厮杀的时候，秦朝人却拿青铜、铁器来做生产工具，而且免费发给老百姓使用。秦朝的强大，跟这种创举有很大关系。我甚至觉得，秦兵马俑的雕塑跟希腊罗马的雕塑有相似之处，三星堆文明也明显受到西亚的影响。

　　说到“由东往西”，传统时期大家讲得最多的是四大发明。但除此之外，中国的瓷器和丝绸，在历史上可能更受关注。它们既是商品又是货币，是古代丝路上的“硬通货”。

　　到了公元1500年以后，大量中国文献被陆续译往西方。这跟马可·波罗游记不一样，更加广泛，也更加深刻。

　　当时，欧洲有一个很重要的话题，就是探索“上帝的语言”。在伊甸园里，亚当、夏娃跟上帝谈话，用什么语言？一开始，欧洲人觉得上帝说的是希伯来语或古埃及语。等到明代梅膺祚创作的《字汇》等字书经过西方学者的翻译、研究后，中文逐渐引起欧洲人的注意。他们试图从中印证《圣经》的记载，找出语言的普遍规律。例如，汉字的“婪”，林字下面一个女，就是暗喻夏娃在树下偷吃苹果；“船”字，舟旁边是八口人，诺亚方舟里一家也是8个人。

　　在当时的西方人眼里，汉字的偏旁部首很有规律，跟液体相关的水字边，跟木头相关的木字边，跟金属相关的金字边，跟植物相关的草字头，因此很可能就是“初民语言”。所以，他们当时认为，中国人跟西方人一样，都是上帝的子民，而且中国人很可能是诺亚最亲近的后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