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元文化生态既是现实也是趋势

　　解放周末：在跨文化交流中，除了提升外语能力，还要注意什么？

　　陆建非：前一段时间，我连续三天参加了一个中小学生英语五项大赛。哪五项技能呢？写作、面试、主持、演讲和辩论。

　　评审中，我注意到不少学生是在背诵，而没有“讲”，也没有得体地“演”。演讲和一般的闲聊是不一样的，它要和观众有眼神的交流，要辅以恰当、自如的身体语言，这才回到了语言沟通、文化交流的本质。

　　英语中有一个词叫“communication”，意思是交流、交际。我经常问学生，交通银行为什么翻译成“Bank of Communications”。“Communication”后面加“s”（表示复数）是很少的，一般人会以为这个翻译是错的。交通银行在历史上确实与“交通”（transportation）有点关联，今日沿用“communication”并加上“s”更多的是表明交流是双向、多向的。事实上，“交通”在汉语词典中的释义，除了“各种运输和邮电事业的总称”之外，也有交流、沟通的意思。

　　解放周末：上海是改革开放的前沿、对外交流的重镇。作为资深的跨文化交流专家，您会怎样对外介绍自己生活、工作的这座城市？

　　陆建非：上海曾被视为“冒险家的乐园”“不夜城”。近年来，有年轻人将上海称为“魔都”。类似名称，有的被历史逐渐淘汰了，有的仍需时间检验。有些游客还把上海叫作“东方明珠”，这又容易与“东方之珠”相混淆。

　　几年前，我曾呼吁上海可对外推介“先锋之城”的招牌。“先锋之城”表现在敢于领先、敢于率先、敢于争先。历史上，黄道婆将纺织技术从海南黎族百姓手上传授给松江府乌泥泾民众，使原本濒临海岸、碱土遍地的小镇成为重要的棉花种植区，从此“衣被天下”。近代以来，上海更是创造许多“第一”。最知名的，上海是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二战时期，上海接纳众多犹太人，获得了全世界的赞誉。

　　“先锋之城”并不意味着上海城市发展的每一个方面都是首位，但打造知识创新中心、创意设计中心、文化多元中心和智慧生活中心显然是题中应有之义。

　　同时，上海从来就是一个移民城市，多元文化生态既是现实也是趋势。面向世界，我们还需要进一步提升对其他文化的认知程度和对文化差异的接受程度，集聚更多世界一流人才为上海建设国际大都市贡献智慧和才能。

　　阅读使人充实，写作使人精确

　　解放周末：上世纪80年代，您公派赴美国深造。初识美国，有什么令人难忘的印象？

　　陆建非：1988年，我来到美国纽约大学留学。建于1831年的纽约大学，坐落在繁华的纽约曼哈顿区域，是一所“没有围墙”的广场型大学。学校对留学生没有特别照顾和优惠政策，对所有人都用同样的标准、同样的教学方法。这对我来说，压力和动力并存。为了一次考试、一个讨论、一场演讲，有时候会整夜没法入睡，需要花很多精力去准备。

　　几年下来，感触最深的是美国独特的教学方法。在国内课堂上，老师可能更多地像指挥官；在纽约大学的课堂上，老师更像“学伴”，注重用各种方式引导、激励学生或团队间进行互动和论辩，更看重你有没有不同意见，有没有思想，有没有观点，能不能表达出来和大家分享。

　　传统上，中国文化讲求思考，西方文化强调思辨。苏格拉底也好，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也好，就经常上街找人去论辩。西方人之所以敢讲、善讲，就是因为他们沿袭了崇尚论辩的传统。

　　记得有一位教语法的教授，让学生每人出四道语法题，然后整合一下，就成了我们的期末考试试卷，其中有一道就选了我出的题目。这种课堂教学模式给了我很大的激励和十足的动力，也因此看到了自己的不足和差距。

　　会谈使人敏捷，阅读使人充实，写作使人精确。美国对研究生的培养，还非常注重阅读与写作。在纽约大学，大多数作业都没有选择题，而是不停地写短文、随笔。要写得准确、得体，而且要快，绝非易事。那时的美国已经使用电动打字机了，写文章很便捷。渐渐地，我适应了这样的节奏，愿写、勤写、乐写并持之以恒，英语写作能力有了飞快提升。同时，经过魔鬼般高强度的阅读训练，也逐渐体会到什么是“博能返约，杂能归粹”。

　　解放周末：国外一流高校是不是都是“宽进严出”？

　　陆建非：美国的高等教育资源非常丰富，所以能够做到“宽进”，但它的毕业率和学位授予率是比较严格的。在中国，可能90%以上的博士最终都能毕业。如果迟迟毕不了业，学校、社会可能不会怪学生，而是怪导师、怪体制。

　　美国是倒过来的，义务教育阶段没有什么差学生，只有不称职的老师。到了大学特别是一流大学，每一个学生要对自己负责，自己选课、自己看书、自己求教，很少有散漫的人。到了博士阶段，美国的学位授予率有明确限制，水平不达标的话可能要一直读下去或者主动放弃。

　　既要介绍传统，也要讲述现代

　　解放周末：就您的多年观察来看，美国人的“中国观”有什么变化？

　　陆建非：美国皮尤研究中心作过一项调查，抽取1004名美国成年人，让他们分别对美国人和中国人的15项性格作出判断。这15项性格包括勤奋、竞争性、创造力、国家主义、现代、世故、诚实、进取心、贪婪、宽容、傲慢、自私、慷慨、粗鲁、暴力。

　　调查显示，美国人认为中国人更勤奋、美国人则更富有创造力；在竞争性和国家主义这两项上基本持平。同时认为，美国人比中国人更现代、更宽容、更有进取心，也更世故、更傲慢、更暴力。

　　我接触下来，现在美国年轻人对中国越来越有兴趣，但一部分是带有警惕的兴趣。这和上世纪80年代我刚去美国时不太一样。这基本反映了“守成大国”对“崛起大国”的心态，多少有些忌惮或者说害怕中国的追赶、超越。

　　这肯定要有一个磨合期、适应期，双方都要积极调整。我们可以做的是，尽量让这个适应期不要太激烈、不要太长，并且想办法突出重围。

　　从“走出去”的角度来说，我们既要介绍自己传统的东西，也要讲述我们现代的地方，让外国人感到中国是跟上世界潮流的，中国人正在变得越来越文明，而且中华民族从来没有脱离过世界文明发展的长河。关键一点：要多讲“共通点”，而不是讲“不同点”。

　　例如，比较研究中美两国的小学语文教材，就可以发现不少互相交融之处。据统计，美国小学语文教材中出现了14次“和而不同”，2次“己所不欲，勿施于人”，22次“孝敬父母”；在中国，相关教材中涉及“独立”“包容”“想象力”等内容也比以前多了很多。这就是一个可喜的现象。

　　解放周末：借鉴国外经验，我们可以怎样更好地“说明中国”？

　　陆建非：人们常说美国有“三片”——薯片、大片、芯片。这是一个国家输出文化、打造品牌、提升影响的典型案例。借鉴这一经验，当务之急在于处理好以下几对关系：

　　第一个是“走出去”与“请进来”的关系。在跨文化交际过程中，必须要有文化自信，要经常“走出去”，让世界了解和喜爱中国文化。同时，要加大研习力度，把国外优秀文化“请进来”，以开放包容的心态大胆吸收其他国家和民族的优秀文明成果，使我们的文化更具国际性和现代化色彩，从而更快更好地获得世界认同。

　　第二个是“传统”和“当代”的关系。谈到中国文化，很多人都会强调“5000年悠久的历史文明”。实际上，很多当代的中国学者、文学家、艺术家也是出类拔萃的。我们不能“言必称孔子”，总是谈论5000年前怎么样、2000年前如何，而要对中国今天的文化发展给予更多关注和推介。

　　第三个是“政府”与“民间”的关系。一段时间以来，我们开展较多的是官方主导下的文化交流项目。这容易带来生硬感和疏离感，甚而会造成场面上很热闹、微观上不走心的情况。从政府的层面来说，应当通过政策法规杠杆等，鼓励文化企业、机构等走符合国际惯例的市场运作路径，开展“长流水、不断线”的文化外交，增强与周边国家的信任，扩大与西方国家的了解，巩固与发展中国家的友谊。

　　贯穿其中的一条主线是“了解、理解、善解、谅解”。这是跨文化交流中四个递进的台阶，目的是实现“顺畅、得体、有效、愉悦”的交流和交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