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简介： 鄢一龙，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副院长。从事发展规划与战略、中国道路与中国制度研究，承担有关部委委托多项重大课题，探索中国学术话语构建，出版独著《目标治理：看得见的五年规划之手》《中国道路辩证法：社会主义探索四个三十年》，合著《大道之行：中国共产党与中国社会主义》《天下为公：中国社会主义与漫长的21世纪》《中国国情与发展》《大智兴邦：中国如何编制五年规划》等。

　　这是百年未有的变局！这是高下立判的大考！

　　从庚子年初开始，以人类和病毒为对垒双方、被称为“第三次世界大战”的新冠肺炎疫情席卷全球，使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面临了治理理念和治理能力的大考。中国首当其冲，遭遇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发生的传播速度最快、感染范围最广、防控难度最大的一次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带领广大人民群众艰苦努力，大打疫情防控人民战争、总体战、阻击战，已经取得阶段性重要成效。当此肺炎疫情还在全球肆虐之际，湖南日报记者采访了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副院长、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鄢一龙副教授。

　　1 以人民为中心不仅仅是理念，更是一种政治经济秩序。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政治经济秩序，是中国成其为社会主义国家的根本原因

　　湖南日报：有如洪水猛兽的新冠肺炎疫情，无疑是对世界各国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一次“测试”“大考”。请问，这次抗疫凸显了我国治理体系中的哪些根本理念与特征？

　　鄢一龙：面对前所未有的新冠病毒，中国将人民生命安全与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依靠人民的力量，发起了人民战争，扼住了病毒魔鬼的喉咙。这充分体现了以人民为中心是党的根本执政理念，也是中国制度体系与治理体系的本质特征。

　　我认为，以人民为中心不仅仅是理念，更是一种具有强大效能的政治经济秩序。同样实行市场经济，欧美是资本主义国家，而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根本原因就在于中国是以人民为中心的政治经济秩序，而欧美国家是以资本为中心的政治经济秩序。

　　以人民为中心是一套涵盖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政治经济秩序。经济上以公有制为主体，有保障人民共同利益的公共资产，而非纯粹的私有制；政治上有为人民服务的政权，而非财阀政治(plutocracy)；社会上有以人民为中心的社会组织形态，而不是简单推行市民社会；文化上保障劳动者主体尊严，而不是用金钱作为衡量社会价值的最高标尺。

　　2 人民福祉可以分为私人福祉与公共福祉。这次疫情提醒我们很多时候公共福祉比私人福祉更为重要

　　湖南日报：诚如您所说，以人民为中心是一种政治经济秩序，那么，我们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如何体现以人民为中心呢？在本次应对疫情中，这种以人民为中心的制度优势又有哪些体现？

　　鄢一龙：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同于西方的市场经济，根本区别在于它的性质是公益性而不是私益性，全体人民都能共同受益，而非少数人得益，资本逐利动机需要符合人民福祉最大化的要求。归根到底，我们的优势在于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有机结合。

　　人民福祉可以分为私人福祉与公共福祉，私人福祉主要取决于个体的财富占有状况，而公共福祉取决于全社会的公共产品提供水平，这次疫情再次提醒我们很多时候公共福祉比私人福祉更为重要。确实，病毒是平等的，并不会区分富人与穷人，没有整个社会对于疫情的控制，每个个体再重视也是没有意义的。而我们因为具有社会主义优势，就能够让人民享有更高水平的公共福祉。

　　为什么？中国有大量的公共资产，因此能够为国民提供更高水平的公共福祉。这次抗击疫情国有企业就发挥了重要作用。危难关头国有企业能够为捍卫人民利益，不计得失，挺身而出。例如，我们国家的三大电信运营商作为国有企业，不能只从企业盈利的角度考虑问题，需要推进信息基础设施建设，这才使得4G网络覆盖到中国的每个角落。在疫情期间，中国移动西藏公司昌都分公司为了解决当地一位藏族姑娘上网课信号不好的问题，专门给一个常住人口只有11户、共50多人的波洛村建了第二个4G基站，只有社会主义国家的国有企业才可能做这种企业赔钱、人民受益的事情。而很多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别说4G信号没有普及，连3G信号也未普及。

　　同时，医疗等关系到人民基本民生问题的事业坚持了公益性方向。这次疫情应对过程中，公立医院发挥了绝对主力军的作用，公立医院的医护人员，成为党和人民的医疗战士，披上白色战袍就义无反顾地奔赴战场。能够做到这一点，是由于过去十年间虽然公立医院发展速度远慢于民营医院，但是我们仍然有12032家公立医院，有575万人是在公立医院工作，如果像有些人鼓吹的那样将公立医院全部改制成民营医院，后果将不堪设想。

　　3 党的领导有一个重要的政治经济学含义，就是人民的整体利益、根本利益有了现实化的代表者。欧美体制的一大困境，就是缺乏对碎片化利益与观念的整合能力

　　湖南日报：几年前，您和几位青年学者一起，撰写了政论著作《大道之行：中国共产党与中国社会主义》，我正好采访了其中的一位湖南作者。你们认为，人民与党是一体两面。那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与坚持党的领导是什么一种关系？这种关系在这场抗疫斗争中是怎么体现的？

　　鄢一龙：人民与党确实是一体两面的关系，人民离不开党，党也离不开人民。正如党的十九大报告所表述的“自从有了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就从精神上由被动转为主动”，正是通过党的领导，中国人民才从一盘散沙塑造成形，才具有了集体意志、集体目标、集体规划与集体行动，才掌握了改变自身命运的力量。

　　其实，党的领导有一个重要的政治经济学含义，就是人民的整体利益、根本利益有了现实化的代表者。中国能够动员全国全社会的力量参与抗疫，根本上是依靠党领导下的强大组织动员体系，这套组织动员体系覆盖到全社会，不但动员了政府力量，也动员了企业力量、社会力量来共同参与抗疫。同时，它是纵向到底的体系，我们的组织管控能够到达社区、村庄、企业等社会运行的基础单元，能够形成覆盖全社会各个网格的群防群控体系。正是依托这个强大的组织动员体系，我们才能够在推进医疗救助的同时，保障医疗物资供应，快速建成雷神山、火神山等专门救助医院；在推进疫情管控的同时，能够保障日常生活物资的配送与供应；在宏观层面进行大规模的社会资源调度的同时，能够在微观层面进行对个体接触史的排查与社区、超市等社会运行细胞单元的管控。正是依托这个超级制度体系与治理体系，我们才能对超级病毒发动一场由医疗战线、疫情管控战线、科技战线、外交战线、舆论战线等各战线组成的人民战争、总体战、阻击战，才能在较短时间里将超级病毒魔鬼摁住。

　　通过疫情，我们看到了欧美体制的一大困境，就是缺乏对碎片化利益与观念的整合能力，“十人十义，百人百义”，每个人、每个团体、每个政党、政府的每个部分都有自己的利益与主张，但是缺乏有效的力量来推动共同利益、共同主张与共同行动，这也使得西方国家抗疫行动普遍缺乏高效协同。

　　以人民为中心与党的领导是统一而不是对立的，党本身就是人民的一部分，是由人民中的先进分子组成，党在人民之中，而不是高高在上的，党员是和人民一起干事吃苦的，而不是指手画脚的，这一点在这次疫情中表现得尤为明显。越是危难越向前，党员冲锋在前，吃苦在前，牺牲在前，鲜红的党旗高高飘扬在抗疫第一线，钟南山等党员在抗疫一线重温入党誓词，一大批抗疫战士火线入党。据不完全统计，本次战疫牺牲人数达到了三百多人，其中共产党员牺牲比重占到了近百分之七十，远远高于共产党员在抗疫战士中所占的比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