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全面深化改革，啃硬骨头、涉险滩，更需要领导干部敢于担当，尤其要牢固树立进取意识、机遇意识、责任意识”。“建设人民满意政府”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各级领导干部只有牢固树立进取、机遇、责任意识，全力实现“四个转变”，才能不辱使命，让人民满意。

　　价值取向：从“领导满意”走向“人民满意”

　　党员干部的价值取向决定着一切工作的基本立场、判断标准和终极目标。邓小平同志指出：“人民拥护不拥护、人民赞成不赞成、人民高兴不高兴、人民答应不答应，是全党想事情、做工作对不对好不好的基本尺度。”这是对共产党人，特别是公职党员干部，正确价值取向的精炼概括和精准描述。过去因为绩效考核体系和干部选拔标准的缘故，地方领导干部干事创业的第一价值取向定位为“让领导满意”，导致在实际工作中脱离于群众需要、热衷于打造盆景、醉心于总结汇报、满足于领导肯定。长此以往，干部心力交瘁，群众冷眼相向，疏离了党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领导满意”不应成为党员干部的首要价值取向，否则就会导致动机目标偏差和权力属性异化。“让领导满意”应统一于“让人民满意”，“人民满意”是我党执政合法性基础，事关我党执政地位的长久性与稳定性。从“领导满意”走向“人民满意”，需要我们科学决策问计于民、共享发展问需于民、干部考核问绩于民。

　　发展理念：从“总量发展”走向“共享发展”

　　改革开放近四十年来，我们先后经历了社会分配理念从“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初次分配注重效率，再分配注重公平”、“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兼顾效率和公平，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的演变，这既体现了国家调控方式的转变，更体现了执政党在“消除两极分化、共享发展成果”中的历史责任。在经济发展普遍水平不高的情况下，我们的首要任务是做大“蛋糕”、活跃市场，调动市场主体的积极性，以“总量”促“均量”。经济发展水平到一定程度后，尽管总量仍以较快速度增长，但近年来社会上流传着“被增长”、“被平均”的说法，说明群众对发展成效的敏感度在降低，幸福指数提升没有与经济发展速度同步。我们需要更加关注基尼系数和中位数的变化，着力发挥政府财政资金的杠杆作用，加大民生事业投入，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与“幸福感”。

　　服务方式：从“全而繁杂”走向“精而高效”

　　十八大报告提出“建设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因此人民满意的政府同时也是服务型的政府。面对纷繁复杂的社会经济事务，统揽型政府只能选择膨胀组织架构和人员编制来应对各项事务管理，与简政放权的改革思路背道而驰。在工作、学习和调研过程中，我们接触到了许多的案例，如审批事项事务过多，编制配比紧张，引发社会不满，政府形象受损；基层权力空心化，矛盾没有解决在基层，引发矛盾放大、冲突升级；审批环节和流程繁杂，项目建设进度滞后，引发投资主体因财务成本剧增而资金链断裂。因此服务型政府建设的首要任务是“权力瘦身、分级确权、流程再造”，即精简行政审批事项、下放部分审批权限、优化行政审批流程，“总揽全局”而不“包揽全局”。为此，近年来我省集中开展行政审批事项清理工作，取消、下放和调整了大量审批项目，所有审批事项原则上在法定权限内提速三分之一以上，全省投资项目在线审批时限缩减70%，企业登记由法定的15个工作日普遍缩短到3至5个工作日。

　　角色定位：从“一元管理”走向“多元治理”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从管理到治理，仅一字之变，却有明显区别：管理主体是一元的，治理主体是多元的；管理是垂直的，治理是扁平化的；管理常常是单向度的，治理则是体系化。在过去的角色定位下，政府负责等同于政府包揽，从观念到制度都排斥社会组织和公民参与社会管理，其结果一方面导致社会自治发展缓慢，公民的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服务发展缓慢，另一方面导致了权力寻租和腐败现象的发生。实际上，社会治理除了国家和政府之外还应强调社会组织、企业、公民个体等社会力量的参与。社会需求是多样化的，不同类型的主体有不同的特点和不同的擅长，因此需要主体的多元化。要加快形成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治理格局，在转变政府职能的前提下，激发社会创造活力，为公众提供高质量、差异化的社会公共服务，实现从政府单一主体的单向度管理，走向多元主体的协同治理，推动社会治理从国家本位向社会本位转变。（作者系省委党校第50期中青班学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