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书治要·申鉴》中讲到要使国家政治清明，首先必须摒除“四患”：“一曰伪，二曰私，三曰放，四曰奢。”

　　“一曰伪”。“伪”的正面就是“诚”，虚伪之人不重视实质，徒具外表和形式，不仅不能感动人，还会失去人心。

　　“二曰私”。私的对面是“公”。古代那些杰出人士读书工作很勤苦，“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却没有感觉到压力，因为他们襟怀天下、心系苍生，人如果常常想到自己的私利，并因此斤斤计较，就会患得患失，小人长戚戚。

　　“三曰放”。放即放纵，对于执政者而言，如果放纵欲望，心思必然不会集中于治国理政之上。而且一旦他的欲望、嗜好显露，还容易被佞臣等居心不良的人所挟制。所以，执政者要懂得节制享乐，不能放纵欲望。

　　“四曰奢”。“成由勤俭败由奢”，“从俭入奢易，由奢返俭难”，生活简单容易满足，可以保持心地清净，人到无求品自高。

　　在党的十八大之后，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反对“四风”即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的要求，这“四风”与“四患”完全对应，四风问题自古有之且危害深远。在这方面，古人也早有深刻认识。

　　“伪乱俗”。孔子说：“巧言令色，鲜矣仁”，虚伪、搞形式主义就会扰乱社会风气。

　　“私坏法”。自私就会破坏法令纲纪。《史记·循吏列传》上记载：春秋时期，李离是晋文公手下的法官，因为误听证词而杀了人，于是他把自己拘禁起来，以死谢罪。晋文公说：“官有贵贱，罚有轻重。下面的办事人员有过失，这不是你的罪过。”李离说：“我的官位很高，没有让位于下属；接受的俸禄很多，也没有与下属分利。现在误听了证词而杀了人，却要怪罪下属，我没有听过这样的道理。”于是，他推辞了晋文公的赦免令。要秉公执法的人，首先必须以法律约束自己。

　　“放越轨”。古人制礼作乐的目的就是为了防患于未然，因为人一旦放纵欲望，就像洪水一样，很难控制。现代社会某些领域出现的放纵欲望、享乐颓废等现象很难扭转，原因之一就是忽视了礼教“绝恶于未萌，而起敬于微渺”的防微杜渐作用。

　　“奢败制”。《孟子》中说：“爵一，齿一，德一”，即尊敬有爵位的领导，尊敬年长之人，尊敬有德之人，这是倡导一种尊贤、敬老、重德的风气。其效果是“其民虽有余财侈物，而无礼义功德，则无所用其余财物”。（《群书治要·韩诗外传》）一个人即使有多余的钱财，但如果不讲礼义，没有对国家建功立业、没有德行，也没有办法使用多余的财物。而且“贱财利则不争，不争则强不凌弱、众不暴寡”。这都是从制度的设计上培养起人们的向善好德之心。

　　“四者不除，则政无由行矣。”这四风不除，就无法实现良好的治理。因为整个社会人心会快速堕落，这时必须尽快推行中华传统伦理道德教育，才能防止任由这种情况发展下去。

　　“俗乱则道荒，虽天地不能保其性矣。”社会风气混乱了，道德就会沦丧，道德一沦丧，即使天地也不能保全人的本性。天地的特点就是“天无私覆，地无私载”，人如果经常接触自然、亲近自然，就能够体会到天地无私、容载万物的度量，自己的心胸也会开阔。

　　“法坏则世倾，虽人主不得守其度矣。”礼法制度被破坏了，整个社会就处于无序的状态。就如现在虽然大力倡导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但是因为对传统文化的批判、误解由来已久，弘扬谈何容易？

　　“轨越则礼亡，虽圣人不得全其行矣。”常规被超越了，礼义教化也会消亡，纵使圣人也很难维护正道。当然，在现代社会，因为网络、电视等高科技发达，如果用以宣讲伦理道德教育，相信不出三五年，社会的伦理水平将有大幅提升。

　　“制败则欲肆，虽四表不能充其求矣。”就像有环境专家所说的那样，如果我们都像美国人那样奢侈地生活，再有两个地球都不够。

　　《群书治要·申鉴》中的这段话，把“四患”的危害讲得淋漓尽致，对于我们深刻认识“反四风”的重要性、必要性和长期性很有启发，值得认真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