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何以在远落后于发达国家而陷于劣势困境的情况下，反而实现跨越发展，用几十年时间就走完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工业化历程？集中力量办大事是中国成功破解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难以突破劣势困境的独特经验，是中国仅用了几十年的时间就走完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工业化历程这一跨越发展的法宝。

      中国实现跨越发展，缘于社会主义制度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

      新中国以集中力量办大事方式推进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始于要办成被长期视为现代化标志的国家工业化这样一个事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大事。新中国在成立初期，百废待兴，找准了重点，这就是推进国家工业化。新中国工业化面临的最大困境，就是工业化在起步阶段自身积累能力弱，农业因剩余低，不能为工业化提供所需要的大量的资本，更不能像先发国家那样实行殖民统治而获得所需要的多种资源。中国在资本极其稀缺的情况下，只能依靠自身的力量，也只能把有限的资本、技术力量等资源集中到办好工业化这一国家大事上。这正是新中国实行集中力量办大事的逻辑起点，以及与之对应的动员全国人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历史逻辑。这样的逻辑，并非是一种推断，而是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基于当时的实际条件，所进行的思考和真实的实践探索。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坚持发挥社会主义制度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1982年l0月14日，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比较，它的优越性就在于能做到全国一盘棋，集中力量，保证重点”。江泽民在中共十四大所作的报告中提出，“集中必要的力量，高质量、高效率地建设一批重点骨干工程，抓紧长江三峡水利枢纽、南水北调、西煤东运新铁路通道、千万吨级钢铁基地等跨世纪特大工程的兴建”。 2011年，胡锦涛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有利于集中力量办大事。

      集中力量办大事是中国成就事业的法宝

      尽管新中国实行集中力量办大事，始于国家工业化战略实施初期，旨在解决国家工业化所需资本严重短缺的问题，但不能因此而认为在中国成为全球制造业第一大国后，实行集中力量办大事已过时，恰恰相反，应当予以坚持。

      集中力量办大事之所以是中国成就事业的法宝，缘于其独特的机制，即基于全局与局部、近期与远期发展的统筹兼顾，形成办大事的合力，将资源有效整合到战略性先导产业、前沿科技、重大基础设施等领域，不仅能降低资本配置的机会成本，更是破解了发展中国家由于落后而陷入劣势困境、破解了一盘散沙而想办但办不成关系国计民生的大事的问题，形成了通过办成的大事引领全局快速发展的机制。离开集中力量办大事，中国就难以在关系国计民生的大事上快速实现成功突破，那就只能受制于发达国家及其跨国资本，始终处于劣势，跨越发展也就不可能实现。正是有集中力量办大事这个法宝，中国用几十年时间走完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工业化历程，经济总量在世界的排名由1978年的第十位快速跨越跃升到2010年起的稳居第二位，与大多数后发国家不能突破劣势困境形成鲜明对比。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国很多重大科技成果都是依靠这个法宝搞出来的，千万不能丢了！要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同时要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加强统筹协调，大力开展协同创新，集中力量办大事，抓重大、抓尖端、抓基本，形成推进自主创新的强大合力。”

      中国正因为坚持集中力量办大事，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完成了156项重大工程，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在三线地区建起一大批大中型工矿企业，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实施了“四三方案”，改革开放以来在重大战略性先导产业突围、重大科技攻关、重大基础设施建设领域取得重大突破。党的十八大以来，发挥社会主义制度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在大飞机、港珠澳大桥、脱贫攻坚等方面取得重大进展。中国在几十年的时间里，通过集中力量办成了一系列大事，树立起了一座座历史丰碑，综合国力和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迈上了一个又一个新的台阶，从新中国成立起到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建立起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到现今已建立起全世界最完整的现代工业体系。

      探索完善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集中力量办大事路径和机制

      2016年5月3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科技创新大会、中国科学院第十八次院士大会和中国工程院第十三次院士大会、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讲话指出，要“形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新机制”。应当澄清一个概念，那就是集中力量办大事并不是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的延续或翻版，也不是只能采用市场手段，而是应当综合运用计划和市场等手段。

      新中国成立初期至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中国选择计划经济，除了因为把计划等同于社会主义的认识偏差外，还因为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与发达国家存在较大差距。要突破这种劣势，中国如果仅仅依靠市场，旨在实现赶超而保障工业化资本快速积累的高积累、低收入、低消费的政策难以实施，也难以将有限的资源整合到工业化这一国家第一序列的大事上。对于计划手段的使用，对于政府的作用，不能陷入实际上为抑制发展中国家突破劣势困境而把政府限于守夜人的主张的陷阱。实际上，即便是最发达的美国，也干预市场。就国内而言，美国的曼哈顿原子弹计划、阿波罗登月计划、信息高速公路等使用了政府这只“手”，2019年2月11日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的行政命令《美国人工智能倡议》，将人工智能列为优先产业并予以相应的政府扶持；就国外而言，2018年美国挑起中美贸易摩擦，使用关税政策打压中国经济，甚至通过多种形式打压华为等企业。同时，也应当看到，计划也可能存在一些问题，也会发生失灵。改革开放前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下，政企不分，企业缺乏经营自主权和活力，加之一些计划不完善而造成浪费。中国独立的工业体系基本建立起来，工业自身的资本积累能力显著增强，也就为逐步调整高积累、低收入、低消费政策奠定了基础，也为改革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提供了条件。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坚持集中力量办大事，在改革中不断完善集中力量办大事的路径、机制，在手段上不排斥市场而综合运用计划和市场两种手段，在方式上让行政手段逐步退出而综合运用发展战略、规划、政策的引领和促进，在主体上不单纯依赖公有制企业而实行多种所有制企业共同推进。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集中力量办大事路径、机制的探索完善，使社会主义制度能够把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更充分地发挥出来，使中国跨越发展之路越走越坚实。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第二研究室主任、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