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霈恩，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政法部教授、博士生导师，重点研究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和现代国家治理理论、重大决策和公共政策、法理创新与体制改革、城市化与城市治理、风险管理与应急管理等；发表论文200多篇，出版独著15部、合著50多部，承担和完成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央和地方有关党政部门委托项目等。

　　一、“中国之治”制度模式：一种最适合中国国情和治理需要、最能坚实有效肩负起人民愿望和民族责任的中国特色制度体系和治理模式。

　　“中国之治”制度模式是根植于五千年中华文明土壤、具有无穷生命力和历史进步动能的现代国家治理总架构。诚如任何一个健康有力的生命体一样，这个总架构具有一个“健康强大的心脏”、一个强大有力的核心系统和健全发达的各种重要生命组织。

　　在这个总架构中，“健康强大的心脏”就是中国共产党。“强大有力的核心系统”就是由党的领导制度体系、人民当家作主制度体系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组织而成的制度系统，完美体现出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健全发达的各种重要生命组织”就是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行政体制、基本经济制度、先进文化制度、民生保障制度、社会治理制度、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制度、“一国两制”制度体系、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等组成的重要制度体系，充分体现了现代中国国情和国家治理需要。

　　这样一种国家治理总架构不是对既有成功经验的简单继承和发扬，更不是对西方治理理念的参照引用、西方治理模式的拿来模仿，而是已经越过了摸索和经验积累的初级阶段，对现代国家治理规律和经济社会发展规律进行深度认识和科学把握后所做的充分遵循与能动发挥，是充分基于国家治理一般原理和具体的中国国情所进行的、具有更高科学含量和更加全面的伟大制度建设与治理创新，是为了从制度上稳定保证、更好做到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而进行的开拓创造和科学设定，是从制度模式设计与实践上具体运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大体现。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的这一制度模式，使“中国之治”增添了具有更加纯粹足量科学内涵和巨大内在优势的中国特色。实质上，该制度模式能够有效形成一个整体严密、有机统一、内在和谐、高度稳定的优质治理结构，能够产生和发挥出集中统一、强大有力、无穷无尽的优质治理机能和发展推力，能够确保持续取得重大治理成效和高质量发展成效，能够确保坚实解决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能够确保整个国家沿着正确的发展道路不断夺取现代化建设新胜利、顺利实现“两个一百年”战略目标。应该说，这是党在新时代对治国理政作出了科学把握和伟大顶层设计，为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出了具有伟大意义的正确指引。

　　二、中国自身发展的实践证明，“中国之治”制度模式充满中国智慧，能够全方位切实解决作为最大发展中国家所面临的治理与发展问题。

　　“中国之治”制度模式其实是近现代一百多年来中国人民为探索救亡图存之道所作出的道路探寻和正确选择，是为实现人民幸福和民族振兴而励精图治、艰苦奋斗所形成的科学认识和智慧结晶，是全方位解决最大发展中国家所面临治理和发展问题的“中国方案”，是打开独立自主之门、共同富裕之门、繁荣昌盛之门的“万能钥匙”。

　　实践证明，“中国之治”制度模式能够有效解决如何确保实现国家独立自主、维护并增强国家和民族尊严的问题。它来源于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推翻三座大山、使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得到彻底解放的伟大实践。它以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为前提，以社会主义道路选择为实质，赢得了我国的独立、自主和尊严，成功解决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站起来”的问题。

　　实践证明，“中国之治”制度模式能够解决贫穷落后的问题。它起始于新中国成立之初的《共同纲领》，发展于不同时期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探索，特别是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它以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为前提，以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为实质，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为核心，确保我国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日益适合直至高度适合，创造极大丰富的社会财富和物质文明，实质解决生产力落后与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与文化生活需要相矛盾的问题，成功治理并将根绝“绝对贫困”，解决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富起来”的问题。

　　实践正在并持续证明，“中国之治”制度模式能够解决弱小受欺的问题。它来源于始终以人民为中心、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精神和全方位伟大实践。它以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为前提，全面推动经济社会科学发展、深度发展和高质量发展，加强民族团结和社会共建共治共享，增进社会普遍富裕殷实和公平正义，确保人民生活普遍安居乐业、幸福美满，确保政治清廉和政通人和，不断增进国家长期安定团结和强大向心力凝聚力，不断增强中国在世界民族之林所应有的国际地位和国际影响力，使国际强权再不敢对我肆意挑衅、觊觎欺凌，有效解决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强起来”的问题。

　　实践已经并将继续证明，“中国之治”制度模式能够有效推动解决人类共同面临的生存与发展问题。它以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精神和目标为皈依，召唤国际社会和世界人民的共同理性与价值智慧，提供以中国智慧为实质的有效经验和现代治理精髓、以中国方案为蓝本的有效途径和务实办法，影响和团结各国人民一起来抑制国际纷争、化解国际矛盾、消解国际霸道、改善全球治理、增进世界和谐、推动经济增长、克服贫困落后、造福世界人民。

　　根本而言，新中国成立70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40多年来的发展事实和实践经验表明，中国就是靠“中国之治”制度模式实现了站起来、富起来的民族期待，还将依之实现强起来和对人类作出应有的贡献。显然，这样的制度模式具有无可比拟的切实性、有效性、可靠性和现实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