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是当代中国的一门显学和热门话题。有的将金融等同于资产评估、风险、货币发行等，甚至有一种观念将它简单地与钱联系起来，仿佛金融充满了铜臭味。2013年7月，美国著名金融学家、耶鲁大学教授威廉·戈兹曼曾受邀到清华大学讲授第一届量化历史讲习班课程，他新近撰著的《千年金融史》，则从历史角度扭转人们各种偏见，重新审视金融的本质。戈兹曼教授收集了大量的中国金融史资料，其深情的简体版序言肯定了中国古代金融史上的伟大创举，更寄望中国对世界金融作出更大贡献。

　　金融只是一种机制，是将要素更加优化的配置。一般认为经济学是解决资源有限性与人类欲望无限性之间矛盾的，它优化配置需要将多种要素匹配起来。《千年金融史》告诉我们，金融具有四个关键要素：在时间上重新配置经济价值；重新配置风险；重新配置资本； 扩展资源重新配置的渠道和复杂程度。所以，金融绝非简单的钱，而是要跨越时间和空间去解决资源有限性与人类欲望无限性这对矛盾。所以，金融不就是现代经济学的核心问题吗？

　　金融是一种技术、工具和制度的网络，用以解决复杂的文明问题，金融创新关乎人类文明进程。《千年金融史》第一部分展示了文字的出现、城市化、数学等人类文明起源与金融的关联，我们也由此看到古代西亚文明、印度文明、中国文明、希腊文明、罗马文明兴起背后的金融创新。西方历史上出现过用锲形文字书写的抵押、契约、贷款、期货、合伙协议和信用证等文件、雅典猫头鹰银币、罗马共和国时期包税人公司等。

　　第二部分是专门介绍古代中国的金融创新。在第三部分中，我们看到威尼斯里亚尔托市场债券、法国年金、特许公司等，有力支持了跨大西洋贸易和跨时空的要素配置。在17世纪末到18世纪初，欧洲银行制度、结算制度和证券交易市场逐渐完善。这些都构成和推动了欧洲兴起的金融创新。在第四部分中，我们看到20世纪以来金融的大变革以及对金融未来的展望。

　　中国的金融制度就历经了从事官方借贷的泉府、唐朝飞钱、宋代“交子”等金融技术创新，也有子母相权论、称提之术等金融理论。中国的独特发展路径证明，可以探求适应商业发展的多元的金融工具和金融制度。《千年金融史》包含了许多中国古代金融创新的内容，作者笔下对《管子》和管仲的推崇、对交子的肯定、对买办之努力的正视等告诉我们，中国先哲在世界金融史上有一定地位，他们是最早一批清晰阐述“看不见的手”对于经济促进作用的人。

　　《千年金融史》不再是只有西方而无中国的金融史，更直接提出了金融史上大分流的问题，中西方在金融发展上的差距的出现早于技术进步上的差距，“如果19 世纪东西方工业上的发展差异源于金融差异，并且晚于金融差异出现，那么如何、何时以及为何产生了这种差异？欧洲如何建立了超越中国的纸质经济？”这个问题值得国人深思。

　　戈兹曼教授指出，中国的金融技术在时间维度上存在缺失，在国家层面，“至少从中国的角度来看，中西方金融制度出现分流的原因就在于在欧洲国家意识到人们对于债券的惊人需求时，当时处于宋朝的中国还没有发展出国债机制。”或许，问题的关键就在于政府的强弱。因为“羸弱的欧洲政府在中世纪晚期和文艺复兴时期一直诉诸赤字财政和发行债券”，中国政府却继续选择通胀或者加征税赋，这导致了民间投资没有发展起来。“当19 世纪时的铁路公司想要募集资金来铺设铁轨、制造车厢时，它们能够联系到一大批愿意为未来的稳定现金流支付大笔金钱的投资者——那时已经存在投资机会的需求和能够开发满足需求的产品的系统技术。相反，中国很少用有组织的方式来将个人投资者的资本和有技术优势的企业联结起来。”虽然明清时期中国国内市场整合不断成熟，出现了山西票号和钱庄所代表的金融创新，但现代工业革命需要相应的金融变革，从资本角度支持现代科技创新和工业发展。正如希克斯所言：“工业革命不得不等待金融革命。”

　　显然，中国没有做得很好，出现了金融制度上的西学东渐。到19世纪晚期才在香港成立了现代股份公司，在上海成立了股票市场，承销中国政府债券。近代中国陆续发展了银行、股票等现代金融制度，与世界其他区域金融制度基本一致，中外金融制度由此融合在一起，构成了中西金融制度史上的大合流。

　　《千年金融史》用通俗的语言告诉人们金融的内涵、价值、重要性，中国的未来也绝对离不开金融创新。中国的金融创新离不开改革，它绝不仅是金融技术上、器物上，而是思想上的革新。只有让中国金融包容更多的要素，金融的张力才能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