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扩张”一直是资本主义社会最强烈的冲动。从最初的侵略与殖民，到今天借助于金融资本、网络技术、虚拟社会、空间生产等方式，资本主义社会以资本为核心的发展模式与价值观念对世界产生广泛影响。由于扩张的广度与深度如此彻底，其物质生产取得了巨大成就，以至于给人们一种错觉，即现行的以资本为核心的发展模式是别无选择的唯一正确道路。然而，西方左翼学者一直保持着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性态度，进入21世纪以后，对于资本主义的批判性反思有了新的发展，尤其是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使他们对资本主义制度本身的批判更为强烈。西方左翼学者认为，不同于以往的周期性和局部性危机，这场危机反映了当代资本主义的“系统性危机”和“结构性危机”：在经济上，表现为资本主义社会这个成熟经济体的“停滞”，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陷入金融化陷阱，即为了维持金融社会的运作，国家作为最后的贷款人需要不断地注资，其结果是虚拟经济不断膨胀、实体经济发展缓慢，金融泡沫不断升级，最后遭遇无法解决的危机。在政治上，表现为民主价值理念不断被稀释，以至于成为被精英阶层操纵的幌子。在文化上，表现为消费至上成为主流价值观，商品作为衡量一切的准则，消解了人自身与世界的多样性及丰富性，人成为顺从的“单向度存在”。在人与自然关系上，表现为人对待自然的工具化态度，造成了生态环境的急剧恶化，等等。

　　对于产生上述这些危机的当代资本主义运行机制，西方左翼学者从多个角度展开深入剖析。无论他们各自的观点多么迥然不同，都在试图探讨一个共同的问题，即“21世纪的资本主义向何处去”。在他们看来，现代性所蕴含的进步力量在当代已经消耗殆尽，为了避免更加可怕的后果出现，应该改变现行的发展模式与价值观念，建构一种新的文明形态与非资本形态的理想社会制度。

　　对此，西方左翼学者认为，摆在当代资本主义面前的只有两条道路：毁灭或重生。只有制度的改变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建立一个非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体制，成为必要的选择。可以说，以往的资本主义危机还是在经济领域中，并可以在经济领域内得到暂时解决，但是当代资本主义危机则是全面的展开。回顾以往直至20世纪晚期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遭遇的多次大萧条，资本通过加紧在全球的扩张与政策调整能够暂时走出困境。然而，进入21世纪之后，以往的那些解决方案已经变得捉襟见肘。这主要是因为如下的两个方面成为当代资本主义发展无法突破的瓶颈。其一，静态社会的来临是当代资本主义制度性困境的重要根源。西方左翼学者使用“静态社会”来描述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其含义是指昔日充满活力、进步向上的社会体制已经演变成了一个竭力避免衰退的社会。社会各个阶层与收入固态化，社会的上升渠道日益狭窄、社会成员收入“遗传化”的趋势加重。我们知道，经济增长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主要命脉。然而，进入21世纪以来，经济增长的速度明显减慢，而且增长的主要来源已经不是生产性投资，而是金融资本及其衍生品。其背后的真相是资本收益率远远高于劳动收益，这是造成资本主义社会阶层固化与贫富两极分化越发严重的主要根源。这种泡沫性的经济增长成为维持制度稳定的主要手段之一，制度和金融泡沫之间形成了畸形的依赖关系。因此，国家越是调控就越意味着两者之间的捆绑越加紧密，从而将带来更为危险的后果。其二，资源危机与生态灾难成为当代资本主义无限增长的根本障碍。西方左翼学者从政治生态学的角度指出，在当代，自然资源的有限性已经无法承载资本主义无限发展的欲求。简言之，在一个有限的世界中进行无限的增长，这是一个不可能实现的悖论。显然，上述所说的两个根本性困境，是当代资本主义不同于资本主义历史上任何一个发展阶段的新特点。

　　西方左翼学者认为，形成一种不同于工业文明的新的文明形态，是历史发展的趋势。对于新的文明形态，马克思已经给出了明确的答案。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作为人类历史的一个阶段，它的存在只是为了最高的文明形态创造条件，它终究只是一个过程，而不是最终目标。因此，马克思把共产主义之前的历史都称为“史前史”，“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的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作是经济的社会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人类社会的史前时期就以资产阶级的社会形态而告终”。自20世纪中期开始，对于新文明形态的设想不仅仅是一种预言式的推测，而是进入了具体的探讨议程。西方左翼学者认为，新文明形态建构的前提性条件是必须改变与瓦解对“增长”的理解。在资本主义的观念里，增长只是在经济范围内被理解的，完全以“利润”为最终目标。正如美国学者贝拉米·福斯特所说的那样，只要能在市场上流通，我们就认为是增长。相反，那些无法在市场上流通的东西，比如那些濒危物种就被认为是没有价值的，因为它们不能带来利润，所以没有意义。即便是石油泄露，由于在清理过程中会产生市场效益，也可以被认为增长。显然，这是一种非常畸形的价值观。现行的资本主义制度正是在这种增长观念基础上建立和发展起来的，正如人无法揪着自己的头发跳出地球，资本主义也无法依靠自身之力彻底走出静态社会与生态危机的困境。

　　（作者：车玉玲，系苏州大学哲学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