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任命的美联储副主席理查德·克拉里达有不少研究成果，对于经济学的发展和政府政策的设计都产生了重要影响。他在新凯恩斯货币经济学中的开创性工作，以及在2014年提出的“新中性”理论，都颇引人注目。

　　关于“新中性”

　　2014年，针对国际金融危机后发达国家的利率环境，克拉里达提出了“新中性”理论框架。他认为，美国的实际中性利率在2014年之后的3到5年将接近0%，远低于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前2%的水平。其中实际中性利率即为可以达到央行就业和通胀政策目标的实际政策利率。之后，“新中性”被广泛应用于金融市场和货币政策的讨论中。

　　克拉里达提出“新中性”的主要理论根据有两点。首先，2014年发达国家经济潜在增长率比较低迷。国际金融危机中被破坏的全球经济需求端（主要为西方发达国家）并没有被修复，所以新的全球经济增长模式并没有形成。这意味着发达国家还将持续经历较低的潜在经济增长率，必然拖累实际中性利率。其次，2014年全球的杠杆负担严重。尽管国际金融危机后全球私营部门去杠杆，但这种效应被公共部门的加杠杆抵消了。当时全球总杠杆率事实上还要高于国际金融危机前2007年的水平。全球的高杠杆率也降低了实际中性利率。

　　今天来看，“新中性”对于全球利率环境的预测得到了验证。克拉里达在2014年对全球经济的把脉，抓住了当时全球经济形势的主要矛盾和之后发展的关键动力。“新中性”堪称全球货币政策判断和预测的新模型。

　　克拉里达的货币经济学

　　通过一系列货币经济学论文，克拉里达及其合作者将新凯恩斯主义模型发展为分析货币政策的标准框架。该模型的一个特点是假设企业和家庭对未来形成理性预期，就会以“前瞻性”的方式相应地优化其经济行为。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央银行的目标变量不仅受其现行政策影响，还要受市场对其未来政策的预期影响。

　　克拉里达的货币经济学模型有两个重要应用。首先，他比较了相机抉择和基于规则的货币政策。相机抉择政策本质上是灵活的，但会出现时间不一致性问题。而在基于规则的货币政策体系中，政策制定者承诺遵循既定规则，从而确保一致性，但灵活性较小。其研究表明，与相机抉择相比，采用基于规则的货币政策可使社会福利更大。

　　其次，克拉里达对西方各国的货币政策历史进行了深入研究。他发现在1979年之后，通货膨胀率每增加一个百分点，美联储提高联邦基金利率的幅度通常大于一个百分点。该政策在有效地稳定了通胀率的同时减轻了冲击对经济的影响。然而在1960年至1979年间，联邦基金利率对通胀的变化小于一对一。由于美联储提高利率的幅度不足，货币政策未能减缓此间的几次严重衰退，并且导致了高且不稳定的通货膨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