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是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作为一项基本国策,改革开放政策将毫不动摇地长期坚持下去。早在201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罗纳德·科斯与他的助手、芝加哥大学博士王宁以敏锐的眼光发现了中国改革的“样本式”意义,并合著了《变革中国》一书。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并非一帆风顺,但大体讲,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总目标没有改变过,并且从大的方向上一直遵从着市场经济发展的一般逻辑。从该书考察中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政府行为在顺应市场经济的一般逻辑时,经济和社会发展就颇为顺利;反之,则会遭遇波折。这也是我阅读本书的最大感受。
把资源配置的决定权交给市场,这是农村改革的逻辑。在中国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从表面上来看,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提高了农民劳动的积极性与生产效率。但如果深入挖掘就会发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取得成功的深层原因则是其符合了市场经济规律。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将农民从土地上解放出来,使生产力中最活跃、最关键的要素,通过自由流动寻找到了“有利可图”的部门或行业进行更有效率的生产。本书认为,“从长远角度来讲,农民重新获得的经济自由对发展农村经济的意义要大得多”。市场经济中每个人都是独立的个体,强调发挥个体的能动性与积极性,才能使生产要素得到有效配置。在广大农村,农民受到的束缚较少,整个状态相较城市更加符合市场经济中个体的一般状态。在这样的情况下,农民同土地的僵硬结合被更加自由和合理的配置所取代,产生了“化学反应”。一方面,剩余劳动力涌入城市打工,另一方面,对土地的使用更加多元。除了农村原本的种植业外,渔业、林业等都得到了普遍的发展,农村经济一扫过去的衰败景象,展现出了生机与活力。
形成有效竞争的市场环境,是农村工业化革命的逻辑。在农村改革中,乡镇企业带领的农村工业化革命也取得了巨大成功。民营经济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重由1978年的6%上升到1996年的26%,截至2017年底,已超过60%,撑起了中国经济的“半壁江山”,成为中国经济中最为活跃的部分。书中有言:“乡镇企业产生的积极影响远不止对国内生产总值的贡献。它们将竞争引入中国经济,是中国经济转型的强效催化剂。”从这段话,我们可以感受到民营企业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巨大“鲶鱼效应”。改革之初,民营企业并没有得到政策上的倾斜,但它们通过制定与绩效挂钩的酬薪制度,灵敏地捕捉市场上的变化等行为依然获得了蓬勃的发展,而反过来又助推了国有企业参与竞争的步伐。
把定价权交给市场主体,这是价格改革的逻辑。1992年,是中国价格改革“爬坡过坎”的关键一年,中央作出了一系列解除价格管制的决定,给予市场更多的空间进行自行调节,并且基本实现了自由定价的全覆盖,“除了极少数例外,几乎所有企业,不论是国营企业还是私营企业,都可以以相同的价格购买所有的生产资料。”解除价格管制后,市场经济中的价格信号更加准确和灵敏,企业生产以消费者需求为导向,资源得到了更加合理的组合配置。价格机制改革的筹备时间较长,晚于农村的“边缘革命”。但也正是价格革命,通过调整价格机制、修改税制等顺应市场经济规律的改革,中国市场经济体制才真正实质性地建立起来。
时至今日,中国市场经济体制依然在不断地完善与发展,对于市场秩序的不断规范,对于市场规则的不断补充,都是为了更加符合市场经济的一般逻辑。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三十八次集体学习时指出,要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要坚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完善市场机制,打破行业垄断、进入壁垒、地方保护,增强企业对市场需求变化的反应和调整能力,提高企业资源要素配置效率和竞争力”。这应该是中国经济改革的必由之路。
把市场行为交给市场主体,并不是政府可以高枕无忧,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的作用同样不可替代。经济的高质量增长,充分的就业,物价的稳定,国际收支的平衡,这些都是只靠市场自身无法完成的。而政府的顶层设计,例如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供给侧改革等等,才能为我国社会经济可持续和绿色发展增添持久的动力。正如开篇所论述的,政府不管以何种手段调控市场,都必须顺应市场经济的一般逻辑,而不是伤害市场主体。对于中国这样大的经济体量,决不能发生“颠覆性错误”,既要有“有效的市场”,也要有“有为的政府”,这是中国市场经济体制不同于西方的地方,也是中国为人类的发展提供的中国智慧。
作者在书中谈到,“我深知中国前途远大!深知中国的奋斗是全人类的奋斗!”我想这句话的潜台词,是看到了中国经济体制自身的巨大优势和同市场的高度契合。经过几十年的变革,我们同样对于自己所经历的变革有着深切的体会与无比的自信。“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对一个国家的社会治理如此,对中国经济未来发展方向,同样能在回顾中找到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