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数字化时代的到来，企业如何利用数字新技术应对市场环境的快速变化，实现可持续发展？笔者认为，面对数字化转型的三大风险，企业须先做好几件事。

　　数字化时代企业迎来转型发展新机遇

　　不同技术的发展都需要经历从成长到成熟的过程，遵循不同的发展路径，采用不同的应用模式。数字技术是典型的快速成长技术，从2012年起，与数字技术相关的发明与技术转移量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密集式增长，在世界五大顶尖知识产权办公室登记的发明与技术转移量年均增长率高达19%。数字技术的爆发式增长成为产业转型发展的“内燃机”。

　　数字产品服务成本更低。 随着数字技术的持续进步，网络、功能、应用和内容不断拓展，企业可用的数字产品与服务的价格快速下降。据OECD统计， 2000年至2018年，相对于平均消费价格45%的增长，OECD国家通信技术相关产品的价格降低了20%。在欧洲地区和美国，电信服务的价格降低了10%到25%，信息通信技术产品的价格降低了80%，甚至更多。中小企业也能承担起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等技术的使用成本，企业数字化发展的门槛不断降低。云计算服务在过去4年中增长超过50%，平均56%的大企业和27%的小企业都在购买云服务。

　　数据使能基础渐强。从数据传输能力看，跨境数据流动拥有坚实的支撑基础，从速度到范围保障企业对研发、生产、供应、售后的整条产业链高效协同。2018年，已建成448个，长达1200万公里的海底电缆在全球传输数据。同时全球互联网带宽在2018年达到了393TB。

　　从数据规模看，大数据分析正从无处不在的网络终端用户设备、物联网扩展到数据中心，为企业带来源源不断的数据分析储备。CISCO判断2021年全球IP流量将是2018年的两倍，并在2022年达到每月400EB ，其中源自数据中心的流量到2021年也将比2018年翻倍。

　　数字化转型渗透率趋高。 数字化转型正在以不同的速度和范围触及经济社会的各个行业，成为大势所趋，倒逼企业变被动为主动紧抓转型机遇。目前数字化转型的渗透程度从对基本数字技术的使用到高层次数字技术功能的开发，渗透范围从信息通信、交通、零售等先导领域扩展到食品、轻工业以及装备制造业。机器人、3D打印是制造业中数字化转型的典型应用，2007年到2016年金砖国家对机器人的使用密集程度以OECD使用密集程度平均值的两倍增长。2018年国际机器人联合会统计有超过700家服务机器人制造商提供专业和私人机器人。

　　企业数字化转型面临三大风险

　　顺应技术与产业发展大势的企业纷纷走向数字化转型之路，充分运用数字技术构建自身的数字化能力，追求在生产模式、运营模式等方面突破创新，取得积极的成效。然而，依然存在一些潜在的风险对企业数字化转型形成制约。

　　创新风险——对传统企业而言，数字化转型要面临来自新兴企业基于先进技术的低成本竞争，创新路径的选择至关重要，如果对数字化趋势、市场需求判断不正确，对自身优势认识不准确而选择了错误的融合应用场景、在错误的方向上开发数字产品和服务，或者在商业模式创新过程中对研发能力、成本控制以及管理水平整体掌控不足，都有可能导致企业转型失败。

　　对新兴企业而言，通常以创新的数字产品或服务见长。他们所创造的新知识产品丰富了知识产权的客体范围，遗传编程、人工神经网络等“可专利性”的客体纷纷出现。但是现有法律对这些创新技术的保护存在空白，导致企业研发投入的技术外溢，损害创新企业的利益，还会带来专利侵权的法律纠纷，影响企业创新的积极性。

　　市场风险——手握数据资源的企业占据市场支配地位，常常会滥用其市场地位，采用要求用户或第三方签订排他性条款等手段，妨碍其他竞争对手收集数据，造成其他企业进入同类市场的壁垒。譬如微信作为中国目前最大的互联网流量App，几乎将全部互联网熟人关系圈社交资源掌控在手，引发市场竞争失序以及市场资源不公平配置等问题。虽然，数据垄断首次在我国2019年《禁止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的规定（征求意见稿）》中被提及，但还没有细则可操作落地。

　　在一些数字化前沿领域如人工智能、无人驾驶，转型的企业进入市场后由于相关规范的滞后将面临极大的市场经营不确定性。譬如无人驾驶汽车出现事故后应归因于开发产品的企业、产品拥有者还是人工智能产品本身，目前还没有法律规定。又如人工智能产品由于模型行为偏差、人机互动等问题可能会造成隐私侵犯、歧视和操纵政治制度等嫌疑，人工智能企业未来还有可能面临由政府和行业专家组成的人工智能伦理委员会发起的伦理和合法性评估。

　　安全风险—— 一方面，数字化转型正在模糊信息技术和运营技术之间的界限，通用数字技术（例如操作系统）和共享服务提供商（例如云服务提供商）所涉及的超链接增强了跨部门和跨国界的数字依赖性，对特定部门（例如金融，能源）的利益相关者的数据中断可能会传导到其他部门的相关利益方，从而造成跨部门、连锁性的系统性安全风险。

　　另一方面，金融科技、自动驾驶等新业态的发展带来的创造性破坏，也会放大部门本身的安全风险。例如，利用加密货币“去中介化”，强化安全性的同时可能带来对加密货币交换的恶意攻击，又如个人可识别数据的搜集为金融机构带来了数据被盗或滥用的风险。

　　做好政策储备防范化解风险

　　面对企业数字化转型面临的潜在风险，政府要有防范风险的先手，也要有应对风险的高招，需精准研判，妥善应对。

　　强化政策支持，跑出创新“加速度”。一是支持数字化转型创意的商业化与融合服务的早期商业化。譬如采用公私合作的方式扩大人工智能、大数据等目标领域的共同投资，以政府研发补贴为杠杆撬动私人风险投资，又如支持新数字技术应用场景的测试等。二是打造大中小企业联动的数字化转型产业集群，并专门针对中小企业设立数字化转型项目、建立一站式服务机构，为项目开发提供全程服务。三是完善知识产权保护机制，研究新兴技术的知识产权保护可能性。

　　创新监管手段，护航市场迎挑战。一是完善与数字化相关的法律法规，针对数字化问题对法律框架进行扩展与补充，以适应新出现的商业领域发展需要。二是考虑为新技术和新型商业模式建立一种监管性的“试点区域”， 在有效防范下推进所期望的创新，在对风险进行了足够考量的前提下提供足够的监管自由度。三是考虑建立类似“数字化局”的跨部门机构，对数字化转型整体发展开展全面分析，研讨数字化转型中的典型问题，中立、有效、可持续地为政府提出建议。

　　优化风险管理，筑牢安全新屏障。一是对数字安全实施灵活敏捷而非僵化的管理，将政府监管机构、信息服务基本运营商、数字产品和服务提供商等利益相关者都纳入风险管理的主体范围，明确各自的风险管理范畴。二是促进不同主体之间的信任，建立相关机制使威胁、漏洞等有效风险信息能够跨越公共和私营部门界限、大中小企业界限来分享。三是增强企业对数字安全的风险意识，组织相关培训引导企业管理层把抵御攻击的商业模式稳定性纳入考量，同时提高企业风险管理技术人员的技能水平。

      （作者单位：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政策与经济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