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斐伏尔

　　→弗洛姆

　　桑巴特

　　亨利·福特

　　凡勃仑

　　丹尼尔·贝尔

　　在追求“高质量发展”的新时代背景下，反思消费社会加诸我们的种种可能的危机，正当其时。

　　近半个世纪前的1970年，鲍德里亚在其成名作《消费社会》一书中，给出了一个惊世骇俗的判断：“今天，在我们的周围，存在着一种由不断增长的物、服务和物质财富所构成的惊人的消费和丰盛现象。它构成了人类自然环境中的一种根本变化。恰当地说，富裕的人们不再像过去那样受到人的包围，而是受到物的包围。”实际上，在1968年，他就以《物体系》为开端，启动了终其一生的当代社会文化批判的工作。

　　“轻文明”时代的“买买买”

　　《物体系》为《消费社会》奠基，消费社会建立在物质极大丰裕的基础之上。西方知识分子在一种兴奋与焦虑并存的状态下，度过了20世纪的六七十年代。物质产品极大丰富、社会财富充分涌流的状况虽远未到来，但成就已经相当可观：一方面是战后20年的总体和平创造了一个比较适宜的发展环境，另一方面是凯恩斯主义30年的政策实践在推动投资、刺激消费的道路上屡立新功。这本该是一个皆大欢喜的局面。

　　然而，人们的不满一仍其旧，抑或说，人并不为面包活着。和其他动物正相反，这时，人最迫切的问题不是解决了，而是刚刚开始。当人们吃饱穿暖的基本需求满足之后，更进一步的生活需要也终于起步了。

　　对于这一社会结构与社会思潮的历史性变迁，知识分子竞相给出自己的判断。加尔布雷斯认为以往的经济学都是以贫困社会为研究对象，几乎没有福利国家的经验，所以如同李嘉图被称为“阴郁的李嘉图”一样，传统经济学家充满悲观沮丧的情绪，而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已进入一个“丰裕社会”（Affluent Society）的状态。丹尼尔·贝尔注意到，在办公室上班的白领的数量超过了到工厂上班的蓝领工人，专业技术人员的增长和知识经济的征兆已经显现，服务业则成为新的增长点，他将这一状态概括为“后工业社会”的降临。除此之外，马尔库塞关注的是这种“发达工业社会”之中人的精神症候——世俗化、市场化进程中的人逐渐丧失自反性的批判能力，日益沦为“单向度的人”。

　　作为法国“五月风暴”同时代人的鲍德里亚，相较于他的学界同侪，略显云淡风轻，也更独辟蹊径。如前所述，他从“物”的研究出发。这种物，既不是动物，也不是植物，而是工业革命以来大肆繁衍、近似一种热带丛林的“人造物”的体系。如果说自然之物的增长受到自然生态规律的制约，那么人造物的野蛮扩张纯粹是人类活动的结果，受交换价值规律的约束。

　　在这样一个人造王国之中，“我买故我在（I shop,therefore Iam）”就不仅是一种生活方式，更成为一种社会思潮。在消费主义的框架下，消费的目的不是为了满足实际需要，而是在满足不断被制造出来、被刺激起来的欲望。人们所消费的，也不单是商品和服务的使用价值，更在于它们的符号象征意义。

　　在物的包围之中，人们丧失了品鉴能力，这是一个比“如何脱离低级趣味”更为严重的问题。物品的泛滥与趋同，使得人们不知所措，既不知道如何犒劳自己，也不懂得怎样惊喜他人。本能的惰性促使人们乐得把购买决策权让渡、外包出去，遂成就了种种趣味商店、创意礼品乃至各种恶趣味。

　　利波维茨基以“轻文明”为这个时代作注，他指出了消费

　　主义并不能真正为这个世界减负的事实。在积贫积弱的时代，解决温饱是绝大多数人的唯一要务，精神空虚和心理忧郁恐怕只是少数人的“特权”，并只导致其中一部分人堕落；在现代社会，如何摆脱这一亘古未有的社会变迁所引发的前所未有的精神困境，已经不再是可有可无甚至可笑的“何不食肉糜”问题。可是，在这样的轻文明时代依然诉诸物质资源、借助“买买买”来填补内心的贫瘠，只能是黔驴技穷。时代主题已经转为产能过剩之后的经济危机，也就迫使人们必须转向关注物质过载之下的精神状况，深刻反思当下这个消费社会及其内生的消费主义思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