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但也要看到，目前我国经济总量仅相当于美国的三分之二，人均GDP尚不足美国的六分之一。即便是实现了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我国人均GDP与美国仍有较大差距。与此同时，二战后，美国主导建立的全球治理体系延续至今；在联合国、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机构，美国有广泛的影响力；美国与欧洲、日本及传统盟友，如“五眼联盟”等，有广泛的共同利益和合作基础。总体上看，我国的综合国力，无论硬实力，还是软实力，与美国均存在明显差距，在中美摩擦中处于弱势、被动、防守的地位。因此，需要在厘清双方优、劣势的基础上，扬长避短，化危为机，转危为安，实现以打促谈，以打逼停。

        第一，我国经济开始转向内需主导的增长格局，逐步由世界工厂转变为世界市场，这是我国最大的优势所在。

        随着城镇化快速推进、人均收入水平持续提高，消费已成为驱动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2010年，最终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仅为37.3%，2018年上升到76.3%，在不到10年的时间里提高了39个百分点。同期，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从54.8%下降到32.4%，货物和服务净出口的贡献率则从7.9%下降为-8.6%。出口占GDP的比重从2006年的35.4%下降到2018年的18.2%。包括中美贸易摩擦在内的外部需求变化，对我国经济稳定发展的冲击显著缩小。

        目前，我国中等收入群体已达3亿人，未来5年，将会扩大到5亿人，这孕育着巨大市场潜力。2018年中美两国占全球消费市场的份额大体相当，在不久的将来，我国一定会成为全球最大的单一市场。这不仅是中国本土企业发展壮大的肥沃土壤，也是世界各国企业分享我国发展红利的绝佳福地，任何世界级企业都不会忽视和放弃这个市场。或者说，跨国公司离开了我国市场的支撑，就很难进入世界500强。凭借这一优势，我们可以分化、瓦解特朗普在美国国内和美欧日之间可能形成的共同遏制中国崛起的局面。

        第二，在美欧日对我国的批评、抱怨中，相当部分内容也正是我们希望在深化市场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开放中逐步加以解决的问题，与改革开放的重点领域高度重合。

        在美墨加自贸协定重新签署后，美国、欧盟、日本就WTO改革密集磋商，关于中国形成了所谓的“三不”，即“中国不再是发展中国家”“中国不是市场经济”“中国经济体系与WTO规则不兼容”。其中，知识产权保护和强制性技术转让是被反复提及的问题。其实，在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新发展理念中，创新发展居于首位。我国要走上创新驱动发展的轨道，实现从跟随、并跑到领跑的飞跃，就必须切实保护知识产权，才能激发创新活力。

        国有企业、产业政策、政府补贴等导致的不公平竞争，也是外资企业抱怨较多的问题。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一直是近年来政府工作的重点。李克强总理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指出，按照竞争中性原则，在要素获取、准入许可、经营运行、政府采购和招投标等方面，对各类所有制企业平等对待；自然垄断行业要根据不同行业特点实行网运分开，将竞争性业务全面推向市场。在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改革阶段性目标之后，去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要大幅度减少政府对资源的直接配置，凡是市场能自主调节的就让市场来调节，凡是企业能干的就让企业干。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指出，中国开放的大门不会关闭，只会越开越大。面对中美贸易摩擦，我国一如既往地大力推进市场开放。近年来，引入了负面清单加准入前国民待遇的投资管理制度，负面清单长度大幅度压缩。今年3月出台了《外商投资法》，从法律上明确在华投资企业与本土企业公平竞争。在金融领域，政府已经宣布的一系列开放举措正在加快落实，还将推出若干重大开放措施等。

        当然，我国不断扩大对外开放，尤其是包括金融领域在内的服务业对外开放，不是简单地满足或者迎合美欧日的要求，也不是迫于外部压力，而是保持我国经济长期稳定发展和迈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的客观需要。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指出，改什么、怎么改，必须以是否符合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根本尺度，该改的、能改的我们坚决改，不该改的、不能改的坚决不改。

        第三，中美贸易摩擦暴露出我们在许多领域存在短板和瓶颈，这些问题越早暴露越有利于我们趁早重视、加快追赶，从而实现后来居上。

        我国不仅是世界上最大的制造业国家，也是全世界唯一一个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包括39个工业大类、191个中类、525个小类。但是，在中美贸易摩擦不断升级的过程中，暴露出我国在许多领域存在短板和瓶颈。比如，中兴、华为事件发生后，我们深刻认识到包括芯片在内的核心技术、关键零部件不能长期受制于人。我国具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和超大规模的市场优势，通过整合相关企业、科研院所和地方研究力量，对关键共性技术、核心零部件、基础软件进行集中攻关，完全可以应对“卡脖子”的问题。同时，颠覆性技术创新源自于理论研究、基础研究的重大突破。在理论研究、基础研究、应用研究中，需要充分发挥政府与企业不同的作用。

        从以往美国发起的贸易摩擦走向看，如果战果不满意，以金融制裁为主的金融战将成为必然。针对我国而言，美国可能采取以下六种方式：一是截断与外界的美元汇路，如对委内瑞拉等；二是迫使本币升值，如对日本；三是列入汇率操纵国；四是不准企业进行美元融资；五是对金融机构实施惩罚；六是针对在美上市的我国公司。这些金融制裁手段，有些可能性大，有些可能性小，但其杀伤力大大强于惩罚性关税。这也反映出我国在金融领域与美国存在的巨大差距。根本出路还在于，在有效防空金融风险、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同时，不断深化金融改革、开放与创新，增强抵御外部冲击的能力。

        差距并不可怕，反而意味着追赶的潜力和空间。这些短板和瓶颈，越早暴露，越有利于我们在差距不大的情况下，趁早重视、加快追赶，尽快补短板、强弱项，从而实现后来居上。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指出的，我们现在所处的，是一个“船到中流浪更急、人到半山路更陡”的时候，是一个愈进愈难、愈进愈险而又不进则退、非进不可的时候。

        （作者系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宏观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