振兴东北，需要避开“以偏概全”的误区、“越俎代庖”的误区和“裹足不前”的误区；振兴东北，政府不仅要“有所作为”，更要“精准施策”。

        改革开放以来，东北经济两次成为热点话题。一是上世纪90年代，由于国家调整发展战略、推行对外开放以及自身市场化改革滞后等因素影响，东北经济运行面临严重困难。二是2012年以来，由于发展阶段改变，重化工业“黄金十年”过去，东北经济再次陷入困境；尤其受林毅夫研究团队2017年8月发布的“吉林报告”的激发，社会曾掀起一轮有关东北振兴的热烈讨论。讨论各方见仁见智，极大地丰富了社会对“东北经济塌陷”的理解。即便如此，在振兴东北这个话题上，目前仍缺乏明确、具有包容性的理论分析框架和行动路线图。

        东北振兴应避免三大误区

        一是过分强调制造业、忽视第三产业的误区。东北是老工业基地，工业企业多，历史包袱重，问题表现也最典型。长期以来，人们提起东北振兴，潜意识里都会把其与振兴当地的制造业划上等号；而近年来有关方面对发展实体经济的强调，更强化了上述认识。振兴东北当然要振兴当地的制造业，但如果仅仅把眼光局限在制造业上，则会犯“以偏概全”的错误。

        当前，我国经济运行面临下行压力，汽车、手机销量已连续十多个月呈现负增长。汽车是工业化后期发展阶段的代表性产品，手机则在某种程度上代表着信息化和“互联网+”。汽车、手机销量出现明显下滑，预示着我国工业化发展、信息化发展，乃至新型工业化进程已进入新的发展阶段。从全国情况看，2018年我国二三产业占GDP的比重分别为40.7%和52.2%，占就业人口的比重分别为27.6%和46.3%。预计到2020年，第三产业占全国就业人口的比重也将达到50%。东北的情况也大体相似。按照西方学者的标准，我们将很快跨入后工业化社会的门槛。在第三产业成为经济增长主要源泉、就业吸纳绝对主力的情况下，我们要想使东北振兴真正取得成效，就必须把工作重心放到加快发展第三产业上。特别是金融、会计、法律、管理咨询、工业设计、信息服务等生产性服务业，都是制造业深入发展、社会分工更加细化的结果，鼓励发展服务业和振兴制造业并不矛盾。

        二是忽视市场机制决定性作用，政府“越俎代庖”的误区。面临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新挑战，东北各级政府、企业乃至民众都比较焦虑，都希望中央、省里、市里提出明确的路线图，推出强有力的举措；在此基础上，通过凝神聚力，不折不扣地落实上级指示，一举摆脱被动局面。有这种想法是可以理解的，但也是不现实的，其背后仍然是计划经济思维在作祟。但现实情况是我们处于市场经济环境之下。大家都在讲高质量发展，从经济学角度理解，高质量发展是我国工业化进入后期发展阶段，“人口红利”快速消失的客观结果。在劳动人口逐年下降的背景下发展经济，只能在提高劳动生产率上下功夫，为此有两种思路：一是延续既有的发展路径，依托大量投资来提高人均资本占有率；二是走内涵式发展道路，通过盘活存量以提高资源使用效率。从现实情况看，前一条发展路径已遭遇瓶颈，面临重重困难，难以为继；而后一条发展路径则因为我国存在普遍的生产过剩而前景广阔。应该看到，所有的生产要素（人力、机器设备、知识技能、企业管理等）都是具体的、专业化的，重组生产要素、向社会提供更有价值的产品和服务的过程，不是用标准化的砖头垒长城，而是用七巧板去拼出美丽的图案。这个过程注定是分散的、反复试错的过程，注定是市场机制发挥决定性作用的过程。

        中国人民大学张可云教授曾把东北经济塌陷的本质归结为“萧条病”，其根源是随着经济发展，东北地区主导产业趋于成熟甚至陷入衰退，但由于受特定的经济社会结构制约，新的替代性产业却迟迟未能发展起来。因此，振兴东北不能重蹈欠发达地区产业梯度发展的路子，而应该从产业转型的案例中汲取灵感。德国鲁尔区、美国底特律乃至国内一些老工业基地转型发展的历程充分表明：接续产业的培育都是基于一个地区既有的产业基础、专业知识储备和社会资本积累之上的，接续产业的发展壮大是微观经济主体积极探索，市场选择持续演进的结果。在振兴东北过程中，过分强调政府的集中决策、强力干预，只会导致政府替代市场，阻碍市场机制发挥应有的作用；从长期看，这也是得不偿失、不可持续的。

        三是迷信市场万能，政府“裹足不前”的误区。不久前，“拯救沈阳机床”报道，介绍了沈阳机床厂探索产业升级，最后却归于失败的故事。这个故事很悲壮，也警醒我们：企业管理、经营战略、技术研发、产品市场定位对于企业成功至关重要；产业生态、技术演进路径、企业间竞争合作对于产业振兴至关重要。现在，大家都在讲改善营商环境以激发市场经济的活力。很多人的理解是，只要为企业创造良好外部条件，一切交给市场，充分让市场发挥作用，就万事大吉了。但问题在于，如何定义好的营商环境。是消极定义，侧重于消除阻碍市场经济顺畅运转的障碍；还是积极定义，主动塑造好的市场结构，使市场运行更有效率？按照前者的定义，政府工作的着眼点主要是完善市场机制，具体包括：把国有企业塑造为真正的市场主体，进一步厘清政企、银企关系；完善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消除人员流动的障碍；建立多层次金融市场体系，加强金融监管，消除资金流动的障碍；完善土地管理制度，提高土地资源利用效率；推行负面清单管理，降低市场运行成本等；而按照后者的定义，政府角色除了上述内容之外，还应该包括提升政府服务，实施产业政策、区域政策、竞争政策。具体到东北地区，政府还应建立缓冲机制以减轻产业转型带来的经济和社会震荡。

        近年来，随着市场、技术和管理理论的发展，企业经营模式、产业经济模式不断推陈出新，价值链管理、生产（服务）外包、产业集群、平台经济、产业生态等概念层出不穷，从不同角度深刻揭示了现代经济在微观和中观层次的运行机制。迈克·波特曾指出，政府可以通过影响决定国家（地区）竞争优势的各个因素来塑造、提升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竞争优势。同样，在深刻把握经济运行机制的基础上，政府也可以借助精准的干预措施（如产业政策、竞争政策、研发政策等）来加快东北经济振兴的步伐。这也再次表明：东北振兴绝不是通常意义上加大政府扶持力度，多给几项政策，多给几个大项目、大工程（甚至多放几个重点实验室）就能轻易实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