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交系统刷脸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信任缺失而导致的风险防范扩大化，是对乘客行为的不合理定位，是一种自我责任的推诿和转嫁。

　　城市公共交通刷脸已步入法律的十字路口。是纵深前行，还是岔道拐弯，都必须通过严密的法律论证。

　　人脸识别用于公共交通，其基本诉求无外乎两方面：效率和安全。二者并列而行，推进新技术不断融入公众生活空间。但就法律逻辑层面而论，不容回避亦不可否认的问题是，公共交通刷脸会引致三个层面的效益悖反。

　　第一层悖论，追求效率，但结果是人为降低效率。

　　众所周知，高铁、飞机等公共交通早已推行实名制购票。在购票环节，身份证所记载的头像、数据等基础信息已经相当完备，无论是否获取纸质凭据，都需要先行身份验证，才能获取车票或二维码，通过安检后才能过关进站。

　　换言之，购票、换票、验票各个环节对乘客的个人信息已经进行了充分的识别，电子化、无纸化、信息化都极大地提高了出行效率，增加刷脸环节，无疑是程序重置、资源浪费、耗散时间。

　　市内交通中的公交、地铁不需要出示身份证明，亦不需要身份验证，此点可以有效提高通勤效率。即便有危及公共安全的因素存在，亦并不必然影响出行效率。因为公共区域都有监控设备、安保人员，对所有可控领域人员都能进行全覆盖抓拍、扫描、认证，高度危险人员一旦出现，必然引发安保系统的报警装置并与警方连线，可以有效控制和迅速隔离，不会影响普通乘客的正常出行。

　　质言之，公共交通领域的刷脸不仅无助于提高效率，还会将公共管理的风险控制责任分摊给每一个乘客，人为降低效率。

　　第二层悖论，人脸识别技术本身就不安全，存在风险；如果达到绝对安全高度，对乘客的未来安全风险也会趋于最大化。

　　业界人士都不否认，人脸识别系统精准度目前不可能达到100%，首位命中率远远低于指纹或虹膜等生物识别技术。对相似度极高的双胞胎、对整形易容的乘客、对短期脸型发生变化的乘客都可能出现识别误差，从而引发身份认证困难，陷入“我不是我，那么我又是谁？”的荒诞语境。不仅导致出行受阻，还可能被留置盘查，危及人身自由和出行安全。

　　3D人脸识别系统可以数量级提升精准度，但即便精准度能够达到100%，潜在的安全更大。最值得考量的民法问题是：公共交通部门与乘客之间属于民事合同关系，保障乘客的安全本来就是承运人的法定和约定义务，要求乘车刷脸势必引发两个后果：

　　一是承运人可能以未经约定的标准、程序苛求乘客，从而将安保义务转嫁、分摊给乘客，不仅新增履约成本，还会带来一定的风险。例如，购票后乘车是行使合同权利，乘客是否有权拒绝履行承运人单方前置的刷脸程序？如果拒绝，承运人能否单方中止甚至解除运输合同？由此导致的损失是乘客自担还是由承运人赔偿？

　　二是未经国家有关机关法定授权、亦未经乘客书面授权或同意单方采集、存储乘客生物数据并生成人脸数据库，必然构成对乘客个人信息权、肖像权等权利的侵害，甚至带来不可控风险。

　　更大的隐患还在于，即便乘客明示同意或默示认可刷脸，一时的乘车安全可能换来终生的不安全。一旦人脸信息泄露，算法公司或其他主体可以通过匹配手段，掌握乘客的一切个人信息，比如车辆、住所、婚姻状况、社会交往、子女就读学校，甚至性取向、基因信息、政治立场。如此，每一位乘客必然成为透明体，一次乘车刷脸，面临的可能是难以预测、难以估量的安全隐患。

　　第三层悖论，保障权利，但最终侵害权利。

　　公交系统进行人脸识别表面上是为了提高公共服务水平，最大化保护消费者权利实现，但人脸识别是否真能达成安全和效率两大目标，尚存疑问。即便能够达成，也可能对乘客权利造成极端伤害。

　　诚如前述，无论是人脸数据商业性买卖，还是无偿性网络共享，甚或出现管理疏忽，人脸数据的外泄、流失必然导致别有用心者侵入乘客隐私空间，通过匹配手段掌握乘客的生物信息、社会信息，甚至对消费习惯、行为偏好、出行路线都可以进行全方位追踪、定位，使乘客从“上帝”降格为被监控的大多数，最终将民事平等关系转换为“控制-被控制”的社会关系，乘客获得了一时的安全和便利，丧失的却是自由与隐私。

　　由是而论，公交系统刷脸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信任缺失而导致的风险防范扩大化，是对乘客行为的不合理定位，是一种自我责任的推诿和转嫁。

　　正是基于这种隐忧，欧盟2018年5月开始推行《一般数据保护条例》（General Data Protection Regulation），对于个人生物识别数据等信息，“除非获得用户明确同意，或者具有其他正当理由，否则禁止收集、处理上述个人数据。”与此同步，为防止广告企业利用Cookies追踪用户浏览历史记录进行广告匹配，苹果公司在Safari浏览器也新增了“智能防追踪”（Intelligent Tracking Prevention）功能，最大程度保护用户隐私。

　　（作者系广州大学法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