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知道在全球14个烟草高流行国家，中国人在工作场所二手烟暴露是最高的吗？

　　全国政协委员一直高度关注控烟，呼吁立法来禁止在公共场所吸烟。最近全国政协教科文卫体委员会，就推动这项立法召开专题座谈会。应邀参加的有国务院有关部门的领导，世界卫生组织的官员，北京几大医院的负责人、名医和几所高校的教授等。

　　禁烟，也叫控烟，指的是在公众场所禁止吸烟。

　　多年来，国家发布了一系列公众场所禁止吸烟的规定，有些地区、部门或城市还制定了禁烟的条例，但是屡禁不止。

　　领导干部带头在公众场所禁烟有关事项的通知，是2013年底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这被认为是最有影响力的一个文件。全国政协副主席韩启德说，这是我国控烟工作一个里程碑式的实践，人们经常说控烟工作是老大难问题，老大带头就不难了。

　　控烟缘何难上难？

　　控烟，这些年我们控得怎么样呢？据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大学医学部主任助理吴明介绍，我国的控烟进展很遗憾地显示，按照《烟草控制框架公约》的要求，应有的控烟行动大多没有完成。烟草产量、销售不但没有减少，反而大量增加，我们是全球全面控烟背景下增长最快的国家之一。

　　2004年，我国卷烟产量为18736亿支，2011年上升到24125亿支，增加了28.8%，年平均增加3.7%。如按每个烟民每天平均吸16支计，则新增烟民9227万人，年平均增加1318万人。

　　我国控烟履约的进程如此迟缓而艰难，原因何在？

　　吴明委员分析，相关的政府部门不作为是一个原因。比如多个缔约国的实践证明，在烟草制品的包装盒上印制醒目、清晰、画面较大的黑肺、烂牙、病容等警示图案，能够更强烈地传递吸烟有害健康的信息，达到促使部分烟草使用者戒烟和阻止新的吸烟者，尤其是对低文化水平人口、儿童青少年以及年轻妇女等更为有效。但我们相关的政府部门始终不推动这项工作，只是在烟盒上印制字体很小、反差也很小的“吸烟有害健康”等意思较为含糊的警示文字。别国在烟盒上印制警示图案是阻止青少年和女性吸烟的有效措施。但仅仅因某些政府部门以与“中国文化”不同、“老百姓不能接受”为借口，而未被写入控烟规划中。

　　吴明认为，我们的控烟履约机制也存在问题。《烟草控制框架公约》要求缔约方“设立或加强并资助国家烟草控制协调机构”，建立一个完全摆脱烟草业利益、坚定维护政府履约立场、领导我国控烟进程的履约机制。但我国是由烟草专卖局的一个部门牵头负责控烟履约，这等于让与烟草生产、销售等有关的管理部门来负责烟草控制。这种管办不分、政企不分的体制，导致无法摆脱烟草企业利益的影响。

　　烟草业能为政府财政带来不菲的收入，能够推动GDP的增长，所以关键要看政府有没有推进控烟履约的意愿。吴明说，如果在GDP至上的理念下，人的健康变成可有可无的了，那么这种GDP不仅没有含金量，反而含有大量的“烟灰”量。

　　二手烟危害仅是公共卫生问题吗？

　　“我们常常说我们走在艰难的控烟路上，中国控烟情况并不理想。”全国政协常委、卫生部原副部长黄洁夫感叹。

　　中国疾控中心烟草流行监测数据表明，中国超过70%的不吸烟者暴露于二手烟中。全球成人烟草的调查结果显示，在全球14个烟草高流行国家，中国人在工作场所二手烟暴露是最高的。

　　我们国家自从2003年批准实施世界卫生组织的《烟草控制框架公约》以来，至今已经11年，但是烟草消费以及同烟草有关疾病的上升率，只升不降。这种情况，已经严重影响了人民的健康，不仅是公共卫生的问题，也是社会问题。这正是黄洁夫所担忧的。

　　2009年以来，卷烟的价格表面上没有变化，但是由于收入的增加，物价上涨，卷烟的实际价格在下降，这使卷烟购买能力增加了60%。

　　刚刚完成的全国青少年烟草调查结果也显示我国近7%的初中生在使用烟草制品，80%的学生都不曾因为他们不到18岁而被拒绝购烟；与其他国家相比，我国的烟价原本就低廉。有四分之一的初中生是拆零购买的；在校园里有超过一半的学生暴露在二手烟环境中；出了校园，大量的烟草广告促销又涌入学生的眼帘，甚至有些希望学校是用烟草品牌来命名的。在家庭中，一半以上学生的父亲是吸烟者。耳濡目染，将来这些孩子很难不成为吸烟者。

　　与之相对应的，中国人群患吸烟相关疾病的比例也在大幅快速攀升，与上个世纪70年代相比，中国男性肺癌发病率增加4.65倍，心脑血管疾病大幅度攀升，冠心病发病年龄提前10年。每年因吸烟导致140万人死亡，占到全部死亡人数的14.6%。如果烟草流行趋势得不到有效的遏制，吸烟归因死亡比例将超过30%，烟草流行将导致巨大的经济负担。

　　怎么才能真控烟？

　　近年来，每年都有多个“两会”委员和代表递交提案、议案，就推动我国控烟工作提出建议。2011年，281位全国政协委员和540多位全国人大代表，递交了联名提案和联名议案。但相关政府部门90%以上的答复，是在说明开展了很多工作，已经取得了很大成效等等。吴明无奈地道出，一方面，对委员和代表的具体建议“视而不见”；另一方面，总是与那些做得差的国家比。政府部门对提案、议案的答复文，在字里行间透露出“我们已经做得不错了”的含义。这些都说明政府根本没有推进控烟履约的意愿。

　　政府出于国情、经济、就业等全方位的考虑，在控烟履约上采取逐步推进控烟工作的策略，我们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政府可以不作为或尽可能少作为。履约是缔约国的责任和义务！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应该对中国的形象和声誉负责！更应该对国民的健康负责！因此，我们建议：

　　——政府要加大对控烟履约的重视程度，国务院应加强对控烟履约的领导。建议由国务院作为组长单位牵头履行《公约》领导小组，负责协调解决履约中的重大问题，推动控烟履约。

　　——政府应立即采取切实的控烟行动，让全国人民在近期能看到政府确实有全面推进履约的诚意和行动。建议第一个行动从改变烟盒包装警示标识开始，除了烟盒包装上印制醒目的健康警语外，还印上黑肺、烂牙、病容等警示图案，面积不应小于烟盒面积的40%-50%。

　　——国家烟草专卖局只履行行政管理职能，与烟草生产经营管理职能相剥离，实现政企分离、管办分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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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尴尬的“脏烟灰缸奖”

　　2008年在南非举行的缔约国第三次会议上，因中国政府代表团为中国烟盒包装的辩解，被与会非政府组织给予一个尴尬的奖项“脏烟灰缸奖”。2010年末，国内外专家对我国控烟成效逐项进行了评估，得分仅为百分制的37.3分，排在全球170多个缔约国的最后几名。这些都严重有损于中国的国际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