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罪推定能够确保每一个公民平等地享有公民权利，只有“所有人都是清白的”，才能保障社会契约的缔结，让宪法得以落实与贯彻。

　　无罪推定适用于刑事案件领域，指的是未经公正审判证明有罪前，推定被告无罪的一项司法原则。这一原则来自非常重要的人权理念。

　　中国历史上，“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天下和人民都是皇帝的，简单粗暴的社会管理成本低、效率高，就难以出现无罪推定的理念了。如《唐律疏议》规定，如果证据不足，被告抗挨打的能力又较强，则原告要坐牢，被告“疑罪从轻”。一方面为告状者设置了风险，另一方面对被告实行“宁可错杀三千，不可放过一个”，对全社会提出严厉警告。独独对皇家官府的滥捕滥刑行为没有约束性规定，由此弊病丛生。

　　而在西方历史中，无罪推定理念由来已久。如公元前352年古希腊知名演说家得莫斯蒂尼提出：没有人生来就被称为犯罪，除非他被判决和证明有罪；良知告诉我们应根据已知事实给予惩罚，而非审前即予以惩罚。公元前212年古罗马皇帝安东尼指出：指控者必须有证据。原告不能证明，则要释放被告。古罗马五贤之一的图拉真皇帝说：基于嫌疑不得判处有罪，因为与其让无辜者被判刑，还不如让犯罪的行为不受处罚。

　　虽然经历过黑暗中世纪的反复，但无罪推定原则很快在西方近现代司法实践中确立起来。其中最重要的理由是，无罪推定能够确保每一个公民平等地享有公民权利，只有“所有人都是清白的”，才能保障社会契约的缔结，让宪法得以落实与贯彻。如果没有这项原则，公权力将无限扩大，人人可能被随意逮捕，公民人人自危。

　　如近代以前英国实行的被告陈述式审判、欧洲大陆的纠问式诉讼，以及我国曾经实践的“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审判，均否定无罪推定，很容易导致恶意逮捕及行刑逼供。尤其是行刑逼供，极易导致司法腐败产生大量冤案，造成严重的社会后果，如轰动舆论的赵作海案、佘祥林案、念斌案等。

　　在近代以前的欧洲，神学背景下的法学界人士普遍认为刑讯不是一种刑罚，认为人性化的刑事程序会鼓励犯罪，甚至认为刑讯之苦是帮助有罪的人赎罪。宗教文化让它们把所有人都当作罪人，在刑事案件中，也把被告和嫌疑人当作罪犯看待。几乎所有的专制政权都将人民当作必须警惕的异类，将人民当作潜在的反对者、敌人，在战争意识支撑下，随意逮捕、行刑逼供就成为必要的手段。

　　足见，无论恶意逮捕还是行刑逼供，都是没将未经法定程序证明有罪的被告当作公民对待，是对人权的极大伤害。因此，国际公约将无罪推定确认为一项最基本的人权，成为联合国在刑事司法领域制定和推行的最低限度标准之一。我国虽然没有在宪法中确定无罪推定原则，但也在刑事诉讼法中规定了“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对任何人都不得确定有罪”，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了无罪推定理念。

　　当然，由于我国司法实践中强调控辩双方的积极配合，被告、犯罪嫌疑人均不享有沉默权，使得无罪推定的文明司法原则难以充分落实，行刑逼供的基本土壤还在。于是，即便三令五申之下，超期拘押、行刑逼供的现象还是经常发生，冤假错案仍不时出现，无疑扩大了司法腐败空间。

　　无罪推定实践上的唯一难点在审前羁押问题的处理。根据广义无罪推定要求，整个刑事程序中都应将被告当作无罪的人对待，而审前羁押限制了人身自由，对被羁押人的财产实施了强制处分，具有惩罚性质，显然与无罪推定形成了冲突。但是，若非如此，又难以预防损失或避免进一步伤害的发生。

　　解决这一矛盾，各国的司法实践中均以限期羁押、严格的保释制度以及国家赔偿来平衡。这就对司法机构提出了更高要求，倒逼司法人员提高打击犯罪的业务水平。

　　可见，无罪推定要在司法实践中贯彻落实，首先必须规范司法机构行为，对司法人员的执法行为形成制度性约束；其次，司法机构及司法人员必须摒弃敌对观念或阶级斗争观念，将被告或嫌疑人当作公民看待，充分尊重公民权利。无罪推定考验的是对公民权利的基本尊重。

　　（作者系深商研究会副秘书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