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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胞结构对农村男青年初婚年龄的影响
王兵 李坤 刘利鸽
//www.workercn.cn2018-03-06来源:中国妇女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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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偏远山区、农村女性开始越来越多嫁入平原、城市地区,而农村适婚男青年则越来越难以找到合适的婚恋对象。本文正是在此婚姻挤压背景之下,探讨同胞(兄弟姐妹)结构对于农村男青年初婚年龄的影响。

  近年来,虽然我国出生人口性别比逐年下降,但仍在高位徘徊。这种受重男轻女传统性别观念影响导致的男孩偏好,也对男性造成了不利影响。有专家认为,从2010年开始,中国将经历长达几十年的“男性婚姻挤压”。1980年后出生的男性中,将有10%~15%的人找不到或不能如期找到配偶。在男女性别失衡和城乡经济发展不均衡等多重因素的影响下,农村男青年正面临越来越严重的婚恋危机。

  为此,人口学、社会学、经济学领域的学者们高度关注农村男青年初次婚姻的影响因素。近年来,家庭因素重新回到人们的视野中,同胞数量的作用开始受到国内学者的关注。计划生育政策实施后,人口生育率开始迅速下降。原来自然生育状态被打破,家庭子女数量的硬约束以及存在于农村的男孩偏好对农村家庭的子女数量及性别结构造成了深远影响。随着计划生育政策实施后出生的人口陆续进入婚姻市场,婚姻挤压问题便出现了。偏远山区、农村女性开始越来越多嫁入平原、城市地区,而农村适婚男青年则越来越难以找到合适的婚恋对象。本文正是在此婚姻挤压背景之下,探讨同胞(兄弟姐妹)结构对于农村男青年初婚年龄的影响,并试图揭示计划生育实施以来同胞结构影响农村男青年初婚年龄的机制及变化趋势。

  资源稀释理论也称资源约束理论,是美国经济学家贝克尔在其著作《家庭论》中提出的。贝克尔认为,如果在没有资源约束的情况下,婚姻资源与同胞结构无关;但在家庭资源存在约束的情况下,父母会理性地分配家庭资源,以使其效用最大化;随着同胞数量的增加,同胞之间对有限的家庭资源的竞争越发激烈,因此平均每个孩子分配到的资源将减少,尤其是家庭中的女孩更不易被同等对待。由于在婚姻市场上一个家庭中的兄弟多数处于竞争状态,家庭会根据出生次序或者家长偏好来对子女进行家庭资源分配,这就意味着同胞结构和婚姻年龄存在一定的关系。

  资源稀释理论认为,在家庭资源约束存在的情况下,家庭将按照效用最大化的原则在不同子女之间分配重要资源。因此,在农村中,随着婚娶成本陡升,家庭资源必然只能在儿子之间进行分配,如果拥有兄弟,对于家庭来说是个重大负担,对于男青年本人其结婚年龄必然会被推迟。另外,由于中国传统结婚次序的存在,家庭为了防止哥哥的婚姻受到影响,一般情况下都会集中全部的资源先供哥哥找对象;而在农村彩礼急剧上升的今天,为一个儿子结婚往往会花费整个家庭数年的积蓄,使得下一个儿子结婚时家庭资源已捉襟见肘,客观上推迟其结婚的年龄。

  基于以上理论,根据中国社会综合调查数据(CGSS)进行实证分析,采用事件史分析方法,可得出结论,在婚姻市场中,拥有兄弟会推迟男青年的结婚年龄;拥有哥哥的男青年的结婚年龄要晚于拥有弟弟的男青年。

  家庭融合理论认为,弱势群体的弱势性来源于生命中不可避免的部分,如果弱势群体得不到必要的承认和保护,就会很容易被社会抛弃。因此,父母有可能会投入更多的资源给弱势的孩子,以避免被社会抛弃。那么,与资源约束理论的投资行为相反,在家庭融合理论阐释的情况下,父母会将更多的教育资源投资给回报相对较低的孩子。我国农村的一些多子女家庭出现了通过嫁女儿获取嫁妆的方式来为儿子筹集彩礼的现象,甚至出现了通过两家换婚的方式直接为儿子换取配偶。

  对男青年来说,在婚姻市场中,拥有姐妹会产生与拥有兄弟截然相反的效果,家庭融合理论认为,家庭成员之间会相互扶助,家长分配资源时也会偏向于弱势一方。因为农村婚姻挤压的存在,相较于女青年,男青年在婚姻市场上是弱势一方,所以大部分男青年会受到家庭的照顾。在当下社会中,女性在婚嫁之前所赚取的收入一般情况下归原生家庭所有;在其结婚时还可能会出现高额的彩礼,其中相当一部分归女方家庭所有。在婚姻挤压下,这些资源可以对家庭中男性同胞的婚姻缔结有所支持,以帮助其顺利成婚。女性即使在婚嫁后仍是其男性同胞重要的借贷对象。因此,从筹集结婚费用的角度,拥有姐妹则会提前农村男青年的结婚年龄;相对于兄弟数量,姐妹数量越多,则越有利于农村男青年婚姻的缔结。同样根据CGSS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可得出结论:在婚姻市场中,拥有姐妹的男青年的结婚年龄提前,姐妹比例越高,其结婚年龄越小。

  当前,农村彩礼负担逐步增长,讨论同胞结构对于各个年代的人都是十分必要的。20世纪70 年代计划生育政策实施以来,男女出生性别比高企。男性到了适婚年龄后遭受了越来越大的婚姻挤压,并扩大了结婚年龄差。因此,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出生的农村男青年在婚姻市场上的竞争更加激烈,同一家庭中兄弟之间的婚姻竞争也更加剧烈。

  基于以上发现,本文认为,在婚姻挤压日益严重的今天,在资源约束严格的农村地区,同胞结构对男青年初婚年龄的作用日益明显,这为人口与社会福利方面公共政策制定提供了依据。比如,通过完善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改变农村老人完全依赖儿子养老的状态,不但有利于弱化性别偏好,促进出生性别比趋于正常,而且有利于未来婚姻市场上供需关系的平衡,这对缓解和治理婚姻挤压都具有积极意义。我们也相信,从长远来看,全面两孩生育政策的实施对出生性别比恢复正常和缓解农村男性结婚压力,均具有重要的社会意义。

  (作者单位: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人文社会发展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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