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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渝报》:观察媒介现代性开始的一个样本

蔡斐
2019-08-13 10:23:54  来源:深圳特区报

  报人们此时从事的既非古代中国的邸报,也不是完全现代意义上的新闻职业,而是一种“政治性出版”,一种基于印刷而派生出来的新权力。但毋庸置疑的是,就在清末政治文化机制的作用下,中国的媒介现代性开始萌发。

  《渝报》是1897年维新人士宋育仁在晚清重庆创办的一份报纸,也是中国西部较早发行的一张现代意义上的报纸。当然,用现代的眼光来看,这种“现代意义”委实寒碜。《渝报》是川贡土白纸木板雕印,竖排,每页13行,每行32字,每期双面30余页,用丝线装订成册,体积略大于新闻纸的十开本,有边线栏,中缝双鱼尾形,印报名、页码。

  不过,外在的形态并不能遮蔽宋育仁对报纸的期望。在他眼里,重庆地处蜀中,山水僻远,故应大力办报,“兼通上下之情,为国政之助”,否则“民气散而不聚,民情壅而不通,天下之大患”。这样的思维,与梁启超的“报馆有益于国事”论说颇为一致。

  那么,在这样的背景下,依据西方新闻传播的历史,来评价宋育仁等维新报人和《渝报》等维新报刊也许并不恰当。报人们此时从事的既非古代中国的邸报,也不是完全现代意义上的新闻职业,而是一种“政治性出版”,一种基于印刷而派生出来的新权力。但毋庸置疑的是,就在清末政治文化机制的作用下,中国的媒介现代性开始萌发。要想论证这一点并非难事,宋育仁和《渝报》就是很好的研究样本。

  首先,强烈的政治使命感成为宋育仁等人职业认同的根本原因,这也是他们在重庆首创报纸,并在成都续办《蜀报》的职业化根本动力之一。作为现代化社会分工的一项新职业,与传统官报体系以及民间报房的人士不同,宋育仁与他的助手梅际郇、潘清荫等人都清晰地认识到《渝报》的使命是进行现代政治动员和政治启蒙。他们在前后只出版15期的《渝报》上,围绕“教、政、学、业”四方面,撰写了大量的政论文章来阐述维新变法,构建着清末知识分子对现代国家民族的想象。

  其次,注重公共舆论的引导赋予了《渝报》某些媒介公共性理想的色彩。《渝报》是维新团体的报刊,但“开风气”的宗旨却是一种公共性的表达。梅际郇在《说渝报》中指出,“报馆者,天下之公言,非一人之私智,也取其有益于天下,非徒因以为利也。苟天下之公言,则吾固得言之。苟取其有益于天下,则虽一理之得,一策之善,吾尤不能已于言之。”这种“公言”的思想,是知识分子“以天下为己任”的精神自觉,与谭嗣同的“国口”、梁启超的“公器”理念,无一不是以国民利益为代表的。

  第三,《渝报》在管理经营上初步显示出现代媒介的组织架构和运营方式。《渝报》从一开始就通过《渝报章程十五条》确立报刊的创办主旨、编辑栏目、字号规格、人员架构、分工职能、订阅方式。其中,“只准书坊贩售不准外人翻刻请官立案”显示出初步的媒介知识产权意识,“所录折奏、洋报,但录原文,不参论断。凡当道姓名、地方琐屑概不涉笔以避毁誉之嫌,杜赇贿之弊”,既是媒体中立性的体现,更是行业自律的规范性要求。“如愿照集股份例人银者,以一百两为一股,每股给息折一分,盖用本局图记,每两对年认官息一分,年终凭息折给付利银”,则明显具备了一种媒体现代股权运作方式的因素。

  第四,创办《通俗有益报》是宋育仁等《渝报》同仁向更高阶媒介形态的积极探索。1898年1月29日,潘清荫在给汪康年的信中说:“前承寄《白话报》,即欲仿为之……诚如来教所谓,开商民之知识,莫善于此。日出一纸,只取值三文,名曰《通俗有益报》,或可销出三四千纸。”新的报纸,“采取白话”“只取三文”,意味着新报纸会面向更多的社会中下层读者,“日出一纸”比《渝报》每旬出刊的发行周期大为压缩,“纸”的媒介形态,告别了“册”的装订,也更贴近现代报纸样式。

  从严格意义上来说,宋育仁和《渝报》所体现的是一种远未成熟的媒介现代性。但是,这只是一个媒介现代性的开端。晚清新闻事业的发展受历史条件制约,有什么样的社会历史条件就有什么样的新闻形态,包括宋育仁及《渝报》都无法超越自己所处的时代,这是唯物史观的重要内涵,我们必须承认。而在另一方面,以上的四点是足以透视出《渝报》初步具备的现代媒介文化特征,这是区别于古代新闻媒介的现代传播精神,也是现代中国新闻职业化的始源,我们更不能否定。

  (作者系西南政法大学副教授)

编辑:迟语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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