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制度是我们战胜疫情的最大优势

　　睁眼看一看：世界上还有哪个国家像中国这样，一方有疫情，八方来支援。此次武汉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全国各地、各行各业的支援可谓山海不可状其大，且不说所需物资要啥给啥，仅说医疗队员，第一批增援的就有近7000名，接着又有第二批、第三批……总数已超2万名。在决战阶段，全国对湖北的支援采取一省包一市的形式，这是一个发明，是世界防疫史上找不到的。

　　再看：世界上还有哪个国家能像中国这样，一声令下，军队就冲上防疫第一线？2003年战非典，人民军队出动1000名医务人员，承包了北京小汤山医院。17年后的今天，人民军队出动4000余名医务人员，接管了武汉火神山医院。

　　这些，在全球都是独一无二的，只能出现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的中国。武汉新冠肺炎疫情一出现，习近平总书记就在大年初一主持召开政治局常委会会议研究部署疫情防控工作，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必须按照党中央决策部署，全面动员，全面部署，全面加强工作，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把疫情防控工作作为当前最重要的工作来抓。党中央的决策变成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的行动。像这样集中统一指挥防疫是党的好传统。一部新中国的防疫史昭示我们，社会主义制度是我们战胜疫情的最大优势。

　　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伊始，就遇到察哈尔鼠疫疫情。接报当日，毛泽东主席亲自给苏联斯大林发电报求援，责成政务院总理周恩来连夜开会，成立了中央防疫委员会，由副总理董必武任主任委员，统一指挥此次防疫战。中央防疫委员会令东北人民政府将全东北的防疫队伍全部开到察哈尔，令长春、大连、北京天坛三个生物制品研究所赶制鼠疫疫苗，令北京市、天津市组织医疗队前往察哈尔，令人民解放军封锁疫区，总之是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统一行动，结果只用一个月零几天便扑灭了此次鼠疫，仅死亡75人。连共和国的敌人也不得不承认，共产党在防疫上有一套行之有效的办法。这是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所决定的，是社会主义制度的性质使然。

　　鼠疫、霍乱等烈性传染病可不是第一次光顾中国。

　　1917至1918年初，晋绥暴发鼠疫，绥远地方官员竟煽动愚民杀害北京来的防疫队员，大名鼎鼎的伍连德博士也险些葬身火海；而山西军阀阎锡山更绝，根本不让中央政府派来的防疫队跨进一步。这次鼠疫历时半年，最后是自然消亡的，死了1.6万余人。

　　1920年10月，东北再次发生鼠疫，并蔓延至河北、山东两省，虽然伍连德等防疫专家作出了巨大贡献，中央防疫处的专家俞树棻甚至献出了生命，但由于社会制度不给力，疫情仍然无法控制，最后流行了7个月，死亡9300余人。

　　新中国防疫体系的建立与毛泽东主席有直接关系。在察哈尔鼠疫被扑灭后，他对卫生防疫工作薄弱的状况忧心如焚，指示中央人民政府卫生部必须大力加强卫生防疫工作的组织和领导，于是“预防为主”被作为卫生工作的方针之一，从1950年开始在全国各城市大力推广免费接种卡介苗和免费种痘。1951年召开的全国第一届卫生防疫工作会议，提出卫生防疫工作要以危害人民最大的鼠疫、霍乱、天花等19种传染病为重点，并制定了对上述传染病的防治方案和《法定传染病管理条例草案》以及若干防疫工作具体办法。鉴于有些省、县的党政领导干部只把不饿死人当作是政府的责任，而对因不讲卫生而病死人的情况重视不够，认为这是不可避免的“天灾”这个带倾向性的问题，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九·九指示”，严厉批评这种倾向，要求“今后必须把卫生、防疫和一般医疗工作看作一项重大的政治任务，极力发展这项工作”。在毛主席和党中央的高度重视和督促下，在国家百废待兴、财政极其困难的情况下，1953年国家拨巨款先后新成立或完善了专门研究疫苗等防疫制品的北京、长春、兰州、成都、武汉、上海等六大生物制品研究所和检定所，并在县以上行政单位建立了专事预防疾病的防疫站（疾控中心前身），以后又在有地方性流行病的省、市、县建立了专门的防治站和专科医院，如南方的血吸虫防治站等，从此我国的防疫工作走上了正规化、制度化轨道。

　　防疫是一个公共卫生问题，是一门科学，但从来不是一个纯科学问题，它是科学，更是政治。性质不同的政权，在疫情面前，可能说的话都是不错的，但实际做法和结果是迥异的。远的不说，只说被一些“民国粉”怀念不已的民国时期。1930年上海发生霍乱，许多市民得病而死，而各个卫生衙门之间为经费相互扯皮，从春天一直扯到6月，致使市民得不到预防和救治。南京政府的卫生部长不得不亲自来上海开会协调，议定了“免费注射疫苗”等三项措施，可最后“卒以筹设不及未能实现，良可惜也”（见《上海市霍乱流行之报告》，载《卫生月刊》1930年第三卷第11期）。1932年的长江流域霍乱流行的防治，是在媒体上大肆渲染的重大新闻，蒋介石都亲自出马了，结果仅在武汉、南京清理了尸体、注射了疫苗，最后还是死了约50万人。

　　要控制和消灭一个传染病，仅靠一个地方、一个部门是力不从心的，全国同力、全民同心、全系统联动才能达到目的。这充分显示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我国战胜传染病，都是集中力量打歼灭战的结果。被排位头号传染病的鼠疫，在我国从肆行无忌到只有偶尔零星病例发生，驯服这个瘟神的办法，除了接种疫苗等医学措施之外，立功最大的当数“灭源拔根”，就是在疫源地灭鼠。传染媒介没有了，鼠疫就没有了。这项工作是老百姓做的。而要老百姓行动，只有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才有如此强的动员力。

　　麻疹到20世纪90年代几乎销声匿迹，但进入21世纪后，全世界包括欧美都出现了麻疹“返潮”，我国也连续几年出现上升，于是政府果断采取措施。2010年9月11日至20日，全国统一开展了一次以8月龄至14周岁儿童为主要接种对象的强化免疫活动，10天之内接种儿童1亿人，有效打退了麻疹的“返潮”。这么短的时间，这么大的范围，接种这么多的儿童，是世界防疫史上的首次，是只有中国才能做到的。

　　我国最后一名脊髓灰质炎患者1994年9月出现在湖北省襄阳县，从此再无本土野病毒感染脊灰的病例，标志着我国已消除了脊灰这一危害甚烈的传染病。2011年8月，输入性脊灰疫情突然降临我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和田地区。虽然只感染了一个人，但国家立即作出反应，决定在全疆进行突击免疫，中国生物利用军机将1000万人份的脊灰疫苗送到新疆的6个机场，当地疾控中心接着用冷藏车送到接种点，展开接种，把这次输入性疫情扑灭在萌芽状态。

　　这些事例都表明，制度优势不是吹的，而是实实在在摆在这儿。

　　中国医学科学家值得信赖

　　疫情的扑灭，传染病的消灭，说到底还得靠科学的手段。在疫苗出现之前，对付疫情的办法主要是隔离、切断传染源，在中国还有中医的汤药调理，这些传统的手段到今天仍然是不可或缺的。因为许多传染病特别是病毒性的传染病至今还无药可治，所以最终战胜疫病的武器不是医疗而是疫苗（类毒素、抗毒素、血清等与疫苗作用相同，为叙述方便，统称之）。

　　虽然中国是古典疫苗的故乡，早在北宋真宗时期中国就有了种痘术，但在现代疫苗的研制上，我国落后了。直到1919年北洋政府成立中央防疫处，才有了第一个疫苗研发生产机构。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我国的疫苗生产总体上还处在跟踪仿制阶段。由于科研条件的严重落后和帝国主义的严密封锁，连起码的仪器、试剂等都无从得到，当年的仿制甚至比今天的创新还要难。好在国家通过日内瓦转口，为各生研所订阅了欧美的科技杂志，这迟到几个月的杂志成为了解世界科技信息的重要窗口。充分利用这迟来的信息，我国疫苗科学家和工程师们自力更生，奋起直追，使疫苗的数量从10余种增加到40多种，基本满足了国家防疫的需要。国外有什么疫苗，中国很快就有了这种疫苗；国外有什么新技术，中国很快就学到了，而且在学习中有创新，在跟踪中有超越。比如，第一个发现麻疹病毒的是美国人，但中国的麻疹病毒是中国人自己分离出来的，虽然发现的时间比美国晚了3到4年，但生产麻疹疫苗采用的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组织培养法，疫苗的质量世界领先。即使是在“文革”时期，我国在20世纪70年代新研制出来的A型流脑荚膜多糖疫苗、组分狂犬病疫苗，是新型的亚单位疫苗，处于世界先进行列，狂犬病疫苗被世界狂犬病大会誉为“无与伦比”。改革开放后，随着科研条件和环境的极大改善，我国的疫苗研发和生产已经从跟踪仿制阶段进入到并跑和部分领跑的新阶段，跻身于世界“第一方阵”。疫苗数量多，品种全，可以说世界上有的，中国基本上都有。说基本上，是因为极个别品种暂时还没有，但也有我们有而别人没有的。我国的疫苗有领跑世界的，如中国生物李秀玲团队研发的预防手足口病的EV71肠道病毒疫苗，就是只有中国儿童才有的福祉；有与世界先进水平并跑的，如轮状病毒疫苗，是与美国同时上市的；还有不少疫苗虽然不是最早诞生在中国，却是世界公认的最好的疫苗，如地鼠肾乙脑活疫苗，出口量占产量的三分之二。目前我国已走出了一条自主创新与引进技术、合作研发相结合的路子，如基因工程重组酵母乙肝疫苗生产线就是从美国默克公司引进的。

　　我国消灭和控制传染病的武器几乎全部是国产疫苗。中国疫苗与国外相比，各有千秋，但国产疫苗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

　　首先，生产所用的毒株——疫苗株绝大多数是在本土分离和培育出来的，因而更适合中国人的体质，接种效果更好。如生产预防天花的痘苗，用的我国科学家齐长庆分离出来的“天坛株”，在世界上免疫力是最好的，副作用是最小的。再如世界上最好的地鼠肾乙脑疫苗，野毒株SA14是老一代微生物学家汪美先从蚊子幼虫中分离出来的，李河民、俞永新将其培育为疫苗株SA14-2用于生产。

　　其次，我国疫苗的检定标准是世界上最高的。乍听这话，有的人也许会感到惊诧，但事实的确如此。著名疫苗科学家赵铠院士说：“我国疫苗标准很高，质量水平与欧盟接轨。在安全性和有效性检测项目方面，我国一些疫苗标准甚至高于欧盟。”我国的EV71疫苗每剂的杂质只有10皮克，这个标准是没有第二家能达到的。其研制者李秀玲自信地说：即使有人仿制我的疫苗，也仿制不出我的标准。

　　再次，中国疫苗的第一个受试者是研制者本人。这是中国与外国一个最大的区别。中国的每一种疫苗在进入临床研究之前，首先要在研制者甚至其家人的身上试用，证明安全之后再给其他人用。这在其他国家是没有的，充分体现了中国疫苗科学家的献身精神。顾方舟首先让自己的孩子试服脊灰疫苗，感动了千万人。但在生物制品行业看来，这不足为奇，因为大家都是这么做的。

　　上述三个特色充分体现中国疫苗科学家的科技水平和献身精神。这是一支闷头打胜仗的队伍，从不张扬，不声不响地把一个个瘟神收进了“魔瓶”。这是一支值得信赖、能带给人信心的队伍。这些科学家虽然不会给个体患者看病，但他们是古人所说的“上医”，是为大家甚至是为全人类开处方的，一个疫苗就可控制直至消灭一种传染病。

　　研制疫苗的第一步是分离病毒。在新中国，每当疫情出现时，防疫和疫苗科学家总是与医疗队伍一起冲在前头，以图用最快的速度找到病原体，分离出病毒或细菌。要知道，这是一项充满危险又极其复杂的工作。在防疫史上，几十年甚至上百年找不到病原体的情况并不罕见。比如，流行性出血热开始出现在20世纪30年代，但一直到80年代初才分别由我国兰州生研所的孙柱臣研究员和韩国学者李镐旺从黑线姬鼠身上分离出来。从发现这种病到分离出病毒，历经整整半个世纪。孙柱臣在分离病毒时不幸被感染，险些牺牲。

　　此次武汉不明原因肺炎疫情出现后，我国科学工作者仅用几天时间就分离出了新冠病毒并且完成了基因测序，稍懂免疫防疫知识的人都知道这是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显示了我国科学家出类拔萃的能力。病毒的成功分离足以增强我们战胜疫病的信心，因为它至少在五个方面给人带来了希望：一、制定确诊标准有了依据；二、有利于针对病毒筛选现有药物，包括中医配方；三、可以通过病毒基因追踪溯源，找到病毒的来源和传播媒介；四、给治疗药物的研究提供了靶子；五、为疫苗的研发打下了基础。事实上，这几个方面都已经取得重大进展。

　　我们是在与一个完全陌生的新冠病毒做斗争，这比战胜已知的传染病不知要困难多少倍，也必定要付出更大的代价。2009年，美国遇到了陌生的甲型H1N1流感病毒，流行几个月后才宣布进入紧急状态，造成163万余人感染，死亡28万余人（当年只报18449人，2012年更正为此数）。不加评论，即可从中读出许多意味。现在，面对疫情，有人在舆论场上兴风作浪，靠捕风捉影甚至凭空捏造来褒美贬中，散布失败情绪。因此，在信息的接收和传播上，也需要戴一个“口罩”，做到百毒不侵，保持定力，就像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只要坚定信心、同舟共济、科学防治、精准施策，我们就一定能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

　　（作者：江永红，系解放军报原副总编辑，著有《中国疫苗百年纪实》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