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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炎武与郑思肖《心史》
//www.workercn.cn2013-10-21来源:文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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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史》“伪书说”风波

  郑思肖《心史》在明清之际影响极为巨大,众多抗清志士和明遗民反复诵读、题咏、引用、评论、传播,借以激励自己。当时序跋、题咏、品评者之多,据我之考索,已远逾二百多人。然而,此一动人心弦之史实,却长期以来未引起当代研究者重视,甚或可说长期以来从不为当代研究者所知。几乎所有的文学史、思想史专著中,都没有提及这一可歌可泣的历史。而且,一些文章即使提到了《心史》与明遗民的关系,也几乎是仅仅写到顾炎武写过一首《井中心史歌》而已。而当代那些说《心史》是伪书的人,也都几乎只知道顾炎武一人写过一首《井中心史歌》而已(其实,不仅与顾炎武同时至少有两百多人序跋、题咏、品评、引用过《心史》,而且,顾炎武也不是只在一首诗里提到《心史》)。

  前面说过,《心史》刻行后约四五十年,待有明遗老(其中尤其是顾炎武)凋零殆尽之际,始有人鬼鬼祟祟地称其为“伪书”。这指的就是昆山徐乾学和其同党阎若璩二人。而顾炎武正是徐某的舅父。顾炎武的学问、资历和人品,比起徐某来,不知道高过多少。而且,顾炎武1676年在致潘耒信中痛斥徐某及阎某为“蝇营蚁附之流,骇人耳目”。因此,顾氏《井中心史歌》便成了鼓吹《心史》伪书说者无法逾越的高山。于是,后来有不知天高地厚者,干脆说顾炎武不学无术,上了伪书的当;甚至胡说顾炎武是利用《心史》来作为他的“用处极大、极不易得的反清的无价宝”。这种无知和狂妄实在令人吃惊。

  有关上述现象,这里姑举数例。1960年代末,有一位台湾学者发表了《郑思肖与关系的推测》,又有一位台湾学者随即发表《心史的著者问题》,两文作者所见明清题咏《心史》者,就均只是顾氏而已。1980年代,后者又发表《心史作者考辨》一文,关于明遗民题咏《心史》者未作任何增补。又如,1980年代,大陆有一本书名略有不通的《文心雕同》中说:“书志学上出名的《铁函心史》,这书的可靠程度,值得怀疑,《四库》将它考证一番,列入存目,不无道理,有人甚至查考出了它的作者,而博学如顾亭林,不但不以为伪,甚至特作《井中心史歌》以咏……但如实事求是的检验,《心史》确实是一部并不高明的伪作,破绽之多,一般读者也能一眼就看出,而在积极复国的顾亭林眼里,这一‘大宋孤臣’的遗著是用处极大、极不易得的无价宝。提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口号的亭林先生,实在太需要这种踏破铁鞋无觅处的材料了。可见《心史》虽是一部货真价实的伪书,它的用处却大得很,大到可以为顾炎武的反清复国服务。”对于这种极其浅薄的谬论,我在拙著《井中奇书考》中已有论及,此处实在不想多说。

  顾炎武著作中的《心史》

  顾炎武题咏《心史》时,已在《心史》出井后整整40年(1678)了。而且是在离苏州、昆山千万里之遥的陕西富平;但他最初是在苏州张国维刊本问世之时即就近读到(昆山隶属苏州府),并留下深刻印象的。这在《井中心史歌》及其序中说得非常清楚。

  顾炎武在诗中即称《心史》为“奇书”,又在序中说:“昔此书初出,太仓守钱君肃乐赋诗二章,昆山归生庄和之八章。及浙东之陷,张公走归东阳,赴池中死;钱君遁之海外,卒于琅琦山;归生更名祚明,为人尤慷慨激烈,亦终穷饿以没。独余不才,浮沈于世,悲年运之日往,值禁网之愈密,而见贤思齐,独立不惧,故作此歌,以发挥其事云尔。”

  其实,顾炎武除了写《井中心史歌》,在他最著名的《日知录》中,也数次引征《心史》。而这却从未经研究者提及。《日知录》卷十九《古文未正之隐》条中写道:“郑所南《心史》书文丞相事,言公自序本末,未有称彼曰‘大国’、曰‘丞相’,又自称‘天祥’,皆非公本语,旧本皆直斥彼酋名。然则今之集本或皆传书者所改。”在《日知录》卷二九《吐蕃回纥》条,还有一条顾炎武的原注:“郑所南《心史》:‘畏吾儿乃鞑靼为父、回回为母者也。’”另外,顾炎武还著有《金石文字记》,卷六《识余》有《拱极观记跋》曰:“右小碑本在拱极观,观已久亡,万历中有人掊地得此碑,置之岳庙中,与宇文周碑并立。其碑文鄙浅无足采,然吾于是有以见宋人风俗之厚,而黄冠道流犹能念本朝而望之兴复,其愈于后世之人且千万也……其没于土中久而后出,岂陷金之后,观主埋之,如郑所南《井中心史》之为邪?”

  可见,顾炎武也不是仅仅只在《井中心史歌》中写到《心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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