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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民魂是最可宝贵的
——甲午战争之败的国民性反思
刘新如http://www.workercn.cn2014-07-29来源:解放军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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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时国人的脸上看不到败亡之痛。     (资料图片)

  “一个能深刻自省的民族才是最有希望的民族”。

  我们对发生在120年前中日甲午战争的关注,不仅在于风云激荡的2014正值两个甲子之年,更重要的是从中真正获得刻骨铭心的历史启迪。

  这一段历史实在是太惨痛了,这一次教训实在是太深刻了!关于甲午战争的败因,人们从政治、军事、经济、外交和制度、战略、战术等方面进行的层剖缕析,足以构成振聋发聩的启示长卷,但其深层原因还应从“人”——晚清中国人的国民性视角做深入的探究。

  因为战争的核心是人,现代化的核心是人。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崛起,不仅是经济的崛起,更是人的崛起;一支军队的强大,首先是人的强大。当前,在我们党带领我们实现中国梦强军梦的历史时刻,通过甲午战争之败的国民性反思,锻造强大国民,砥砺民族精神,凝聚国家力量,无疑具有非同寻常的镜鉴意义。

  关键词 国民意识

  祛除“奴性”“看客”等国民性中的劣根性,才能真正摆脱落后衰败的民族命运

  爱因斯坦说过:“优秀的性格和钢铁般的意志比智慧更重要。”

  “国民性”,顾名思义,即一国民众在历史发展中形成的共同性格,包括社会心理、精神特质和行为方式等,它在某种程度上,影响和决定着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发展走向。

  很多日本学者在总结日清战争的经验时认为,日本人的国民意识是取得战争胜利的最大法宝。

  一个现代国家,最主要的标志是“人”的觉醒。

  十九世纪中叶,同在落后国家行列挣扎的中国和日本,处在同一起跑线上,中国甚至比日本还略早些起跑——洋务运动比明治维新早8年。但在“立人”的较量上,日本远胜中国一筹。

  在向西方学习时,日本不像大清王朝停留在器物层面,而是提出“和魂洋才”的口号,致力“去旧更张”,打造现代国民,抓住了变革的精髓,从而后来居上,成为夷中之强。

  明治维新其实质是一场政治变革,是“人”的革命。短短30多年,通过建西学、改兵役、撤藩置县、清田亩、鼓励民间资本和开展“自由民权”运动等一系列措施,日本奠定了国民国家的基本国家模式。民众逐步有了“清醒的个性意义上的权利意识”,在政治上有参与国家事务的权力,在经济上有财富支配权,从而成为现代意义上的国民,萌发了对国家、民族的强烈认同。

  战争爆发之后,日本国民的步调是一致的,没什么左翼、右翼之分,都认为他们打的是“国运相赌”的国家战争,从上到下像吃了激素一样处在极度亢奋之中。日本天皇自勒腰带,带头每天减少一顿饭,每年从内库中拨给海军30万日元。广大民众竞相仿效,解囊捐助,就连社会底层最卑微的妓女也慷慨拿出卖身钱支援前线。当时到日本去的中国人带回这些见闻,在京城茶楼酒肆居然被传为笑谈。

  甲午前夜,沉睡的中华民族尚未睁开惺忪的眼。

  中国自古就是一个以自然经济为基础的农业大国。自秦始皇公元前221年称帝起专制的历史长达两千多年,愈益严酷的皇权专制制度严重扼杀了国人的思想自由和自主意识。看看那些清朝的宫廷剧,口口声声“奴才、奴才”。无论是皇亲国戚、高官显贵还是普通百姓,无不自称“奴才”。一个“奴”字,把中国人的“奴性”人格或曰“臣民”意识,表现得淋漓尽致。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在“家天下”的政治架构下,人们一直在“做稳了奴隶”和“求做奴隶而不得”的一治一乱中挣扎。天长日久,国不知有民,民不知有国,逆来顺受,麻木不仁,“奴性”与“看客”心态发展成为民族性格中的突出特征。因此,当国家遇到危难时,老百姓自然都将自己当作“局外人”,国事任由肉食者谋之。

  在和日本作战的整个过程中,居然只有李鸿章的淮军在参战。皇帝下了几道诏书,调遣南方的部队和军舰都调而不动。当日军攻到山东时,守土抗敌的清政府招募新军竟然招不到,而日本计划增兵20万,但因报名踊跃实际招了24万多。

  甲午战后,一位日本官员在湖北沙市吃惊地发现,在这座长江中游港口城市,民众根本就不曾听说刚刚打过的一场关乎民族命运的战争。

  尤其令人惊愕和耻笑的是,北洋舰队船只被围在威海卫港向日军投降时,鱼雷巡洋舰“广丙”号管带竟然提出,本舰属于广东水师,只是参加海上会操才来到威海,此时“应予放行南返”。在其心目中,好像不是自己的国家而只是北洋水师同日本进入了战争状态。

  这样的历史细节是颇有意味的!“是故吾国民之大患,在于不知国家为何物”。从某种意义上说,日本与清朝的对决,是一个现代国家与前现代国家的对决。朝野上下普遍缺乏国民意识,可以说是当时中国与日本在近代转型中的最大差距。拨开历史迷雾,这才是甲午战争惨败的一个“命门”。

  中国虽是文明古国,但国家、民族、主权这些近代政治概念,是19世纪末才引进中国的。面对“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严复主张“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建立君主立宪的现代国家制度;梁启超倡导“新民说”——“欲维新我国,当维新吾民”;孙中山在《建国方略》中,将“国民心理建设”放在首位;李大钊提出要对国家与国民进行“物心两面的改造”;正在日本留学的鲁迅,有感于电影短片中中国人被砍头时围观同胞的“看客”神情,愤然弃医从文,拿起了“改造国民劣根性”的“手术刀”。

  甲午战争的惨败终于激起了国民意识的觉醒。正如恩格斯深刻指出的:“国家一旦成了对社会来说是独立的力量,马上就变为第一个支配人的精神力量出现在我们面前。”中国人的民族意识、国家意识,自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时兴起,北伐及大革命时代成长,“七七事变”之后的全民族抗战以及新中国成立之后的抗美援朝时期,正是中华民族的民族意识、国家意识高涨之时。倘若甲午战争时,国人便有这样的觉醒,近代中国的历史就有可能重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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