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拨开茶史上的迷雾
方健
//www.workercn.cn2016-01-08来源:文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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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钱慧安《烹茶洗砚图》

  河北宣化辽代壁画之备茶图

  明代仇英所作《写经换茶图》

  方健

  关于茶的起源问题,一直被蒙上神秘色彩。将茶道奉作“国粹”的日本认为茶乃佛祖释伽牟尼所“发明”,与此异曲同工的神农发明茶之说在我国广泛流传,迄今对此深信不疑者仍大有人在。正是这种虚妄的茶起源说使海内外的学者产生了困惑,也为多起源说起了推波助澜的负面作用。因此探索茶之为饮起源于何时何地,就成为茶史研究首先需要搞清楚的重要问题。

  战国秦汉:茶之起源

  神农发明茶之说,究竟由谁提出,今已难确考,但最先将此说形之于文字,并加以阐述者首推陆羽。他在《茶经·六之饮》中指出:“茶之为饮,发乎神农氏”,在同书《七之事》中又提出“三皇炎帝神农氏”为茶祖的观点,又引相传为神农所撰的《神农食经》云“茶茗久服,令人有力悦志”,以证其说。其实神农、三皇、炎帝皆是先秦至秦汉间言人人殊的人们“想象中的人物”。其发明农业、医药等传说,不过是人神合一的蒙昧时代的象征。陆羽提出神农发明茶之说后,即遭到唐宋时人的痛斥。如南宋著名思想家叶适在其读书笔记中明确指出,所谓神农发明农业、商业之说,实在不过是汉代易学家的伪造(《习学记言序目》卷四《周易四·系辞下》)。陆羽曾被誉为茶圣、茶祖、茶仙,《茶经》更被奉为茶学百科全书,但由于其所处时代的认知局限,留下不少经不起推敲的似是而实非之论,神农发明茶之说,即为典型一例。

  不妨从文献学的角度考察一下神农发明茶之说的虚妄,这必然涉及茶学界另一个争论已久的问题,即“茶从药用进化到食用”,还是从食用进化到饮用?根据文献考证的结果,答案应以后者为妥。关于神农尝百草的传说,最初的记载中,神农这一举动只是为了解决果腹问题,然后教民耕种,发展栽培农业。这种传说,似始见于《淮南子·修务训》:“古者,民茹草饮水,采树木之食,食蠃蠬蚘之肉,时多疾病、毒伤之害。于是神农乃始教民播种五谷,相土地宜,燥湿肥墝高下。尝百草之滋味,水泉之甘苦,令民知所避就,当此之时,一日而遇七十毒。”类似记载还见于《新语·道基》,《佚周书》等也有相似的载述。但其中都未提到“茶”字,且茶也根本不会有解植物中毒和水毒之功能。《诗经》中保存了一张从西周到春秋时期人们食用各种食物的“菜单”,其中并无茶。迄今西南少数民族仍保留着食用腌茶的习俗,也许为古人食用茶的余风流韵。综合上述情形,比较合乎情理的结论似是:所谓尝百草,首先应是食用,在长期的食用过程中,发现某些草本或木本植物的药理功能及疗疾作用,才遴选出来作为中草药。茶的演变过程似乎应是从食用到饮用。虽然《本草》中有茶,但按现代审评标准,与其说茶有药用功能,不如说茶有某些保健作用更加切合实际些。

  值得注意的是,《孔丛子·连丛子下》有记载称:“伏羲始尝草木可食者,一日而遇七十二毒,然后五谷乃形。”这里神农换成了伏羲,日遇七十毒也变成了七十二毒,但仍然没有茶。只能说明这类传说有多种版本,会在长久的口耳相传中变换其内容,力求其“可信”性而已,但这丝毫改变不了其虚妄性。

  至于提到茶的《本草》,其经历代传承,由《唐本草》——《开宝本草》——《嘉祐本草》——《政和本草》一路发展完善,在距今约900年前终于有了里程碑式的定本。但从《神农本经》起至《政和本草》,均无神农日遇七十毒、得茶而解的片言只字。令人难以置信的是,这条记载竟出于清人孙壁文的伪造。当代茶学泰斗吴觉农先生在其遗著《茶经述评·前言》中论定:“茶树原产地是在我国的西南地区,而在战国以前的历史条件下,还不可能把西南地区的茶叶传播到中原地区。至于《茶经》说的春秋时代晏婴曾食用过茗已不能使人置信;则神农最先使用茶叶之说,就更难以成立了。”其说尚矣!

  目前,海内外茶学界关于茶的起源时间仍众说纷纭,分歧很大。有主张上古、西周、春秋说的,也有主张战国、秦汉、魏晋说的。究其原因,实乃主春秋以前说者,对史料进行了曲解、臆解。可以断言:先秦古籍中的“荼”字,均不是今之“茶”,九经无“茶”字,是完全可以成立的不易之论。文献资料和考古成果都显示,茶应起源于战国或秦汉之际。但这一问题的含混不清由来已久,关键在于搞清楚古代文献中“荼”字之形、音、义。最早对古文献中的“荼”字作出比较正确释读的是北宋末人王观国,他在学术名著《学林》卷四中考辨了“荼”字的五种义项,四种读音。只有最后一种别名“槚”的苦茶,才能与今之茶划上等号,但这乃始见于晋郭璞《尔雅注》。稍后,南宋人王楙也指出:“诗曰:‘谁谓荼苦,其甘如荠’者,乃苦菜之荼,如今苦苣之类;《周礼》‘掌荼’、《毛诗》‘有女如荼’者,乃苕荼之荼也,正萑苇之属;唯茶槚之荼乃今之茶也。”此与王观国之说如出一辙。

  南宋著名学者魏了翁有《邛州先茶记》(刊《鹤山先生大全集》卷四八,《四部丛刊》本)一文,他说:虽然“传注例谓茶为‘茅莠’,为‘苦荼’”,而且苏轼早就有云:“周诗记苦荼,茗饮出近世”,“其义亦已著明”;但有人仍然把古之“茅莠”、“苦菜”之荼与茶饮之“茶”混为一谈,所以他感叹:“予虽言之,谁实信之?”这种由来已久的夹缠不清实在难以廓清辨明。清初学术大师顾炎武在《唐韵正》卷四、《日知录》卷七中,旁征博引,集古之大成,指出荼有苦菜之荼(又可借作“荼毒”之“荼”)、茅莠之荼、蔈荂之荼、委叶之荼、虎杖之荼、槚之苦荼等七种含义,又引经据典,不厌其烦地对荼字的形、音、义进行辨析。最后得出结论:“槚之苦茶,不见于《诗》《礼》”,“知自秦人取蜀,而后始有茗饮之事。”顾氏所谓“秦人取蜀”,当指秦惠王九年(公元前316年)司马错伐蜀,灭之。从西汉王褒《僮约》“武都买茶”、扬雄《方言》、司马相如《凡将篇》已出现茶字分析,蜀地当为茶的发源地之一。武都,即武阳(今四川彭山东),是我国最早的茶叶集散中心。这表明随着秦汉帝国的相继建立,原产于西南的茶也沿长江流域向东南拓展。武阳作为西汉著名的茶叶集市和流转中心,这一确凿史实已充分表明:作为茶原产地之一的蜀地,已有相当长时间的饮茶史了。因此笔者认为:茶的起源应始于距今约近2500年的战国时代。就其具体地点而言,学者又有云南、贵州、云贵高原或川西、鄂北等诸说;笔者以为:就其较大的地域范畴而论,似可概括为起源于我国西南地区。

  总之,“荼”在古代文献中是一个多义字,读音也各不相同,有荈茗之含义的“荼”仅为其七项义符之一。从考古发现来看,上世纪以来出土的东汉茶具上已刻有“茶”字,晋、唐碑刻上亦多出现“茶”字。众所周知,专用茶具总比茶饮略晚些问世,据陶瓷史专家颇为一致的研究成果,我国已出土的茶具可确证最早为东汉时烧造,亦可为上述战国或秦汉茶起源说提供有力的佐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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