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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作是戏曲工作者的中心任务
薛若琳
http://www.workercn.cn2016-10-24来源:光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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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戏曲创作是戏曲事业繁荣发展的核心,它要回应社会的关切,倾听时代的发声,满足观众的审美,观察市场的需求。因此,我们始终要把创作放在首位,以优秀的作品服务于社会和人民。

  就戏曲创作结构来讲,要写好戏剧故事,这个故事要具备两个条件:一是故事的整体架构要能沉下来接地气,体现时代精神;二是人物性格要鲜明生动,具有感染力。近两年创作的四出当代现实题材的剧目:江苏淮剧《小镇》、镇江扬剧《花旦当家》、湖南湘剧《月亮粑粑》、湖南花鼓戏《我叫马翠花》和近两年创作的两出革命历史题材剧目:国家京剧院的《党的女儿》《西安事变》与近两年创作的两出新编历史题材剧目:浙江绍兴小百花越剧《屈原》、浙江婺剧《宫锦袍》。这八出戏基本上具备了上述所谈的故事的内涵和特质。

  《小镇》中优秀教师朱文轩出来冒领500万元,他欺骗了小镇,事发后,他非常痛苦,心灵受到了摧残、折磨、煎熬,甚至“生不如死”。他要承认错误,但当年的施救者、小镇的精神领袖朱老爹却希望朱文轩承认自己是施救者却拒领500万元,以彰显小镇的“高风亮节”。此时朱文轩就坡下驴也是一种选择,但在他看来,如果说第一次撒谎是“贪心”作怪,那么第二次再撒谎就是死不悔改了。朱文轩不愿意一辈子把自己的心灵捆绑在纠结、煎熬和炙烤之中,他要自由自在的生活,获得了朱老爹的理解和赞许。朱老爹让朱文轩敲钟,这钟声其实是他与朱老爹两代人的钟声,朱老爹思想的厚度,朱文轩思想的高度,都在悠远的钟声里。这出戏体现了讲道德是一个人精神的超大力量,是灵魂中的巨额财富,它能获得自身的荣耀和社会的尊重,因此,“德者得也”。《花旦当家》的县剧团小花旦林小妹,为了保护民间文化,大胆地竞选村官,利用芝麻粒大的权力保护和传承中华文化,并且勇于承担风险,体现了80后青年的宏大志向和担当精神。《月亮粑粑》中老秦老师故去后,他的女儿秦雅云自愿接下爹爹的班,到“鸟不拉屎的山坳坳”来当代课老师。三十年后小秦老师老了,腰病不断地摧残着她的健康,她的丈夫郑昌生问道:“晓不晓得‘坚持’两个字怎么写?几撇几捺,几竖几横?”秦雅云长年坚持在穷乡僻壤,坚持在白云深处,腰伤无钱治,学生有人教,她把自己的青春和生命献给了孩子们。这份“坚持”沉甸甸、火辣辣,小秦老师代课的经历,浸透了历史的沧桑感和社会的使命感,是她人生苦味的低吟,也是她人生壮丽的高唱。《我叫马翠花》中的马翠花是农村青年,他充满对城市生活的憧憬和渴望,到城市寻梦。他帮刘青衣上树抓猫,被黄花放诬为偷看她洗澡,刚当一个小时的保安就下岗了。他关照一个流浪儿童马蛋,却被业主委员会认定遗弃亲生子,马翠花只好把马蛋收留下来当作亲子抚养。在山洪暴发之际,他救了36个小学生。由于马翠花善良、质朴、实在、讲仁讲义讲道德,社区分给他一套廉租房,说明是金子放在哪里都发光。过去的农民工题材,多属于农民工维权,例如老板拖欠农民工的工资以及农民工伤亡事故的赔偿引起的纠纷。而马翠花进城却是直面城市社会的各种挑战,非常艰苦。而就农民工自身来说,他们身子进了城,思想是否也进了城,这是一个沉重的话题。但马翠花一系列的优秀表现,说明他已经融入城市社会,取得了城里人对他的信任和尊重。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建党95周年和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京剧《党的女儿》反映红军在撤离江西苏区后,白匪疯狂反扑,区委书记马家辉叛变。田玉梅坚持革命的理想和信念,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建立党小组,与叛徒周旋,揭露其真相,并与敌人展开殊死的斗争,终于将盐粮藏匿地点派人送信给游击队,粉碎了敌人的计划,为此,她献出了年青的生命,表现了党的女儿对敌人的坚强,对信仰的坚守,对理想的坚定,对革命的坚贞。京剧《西安事变》表现的是众所熟知的重大历史事件。这是一个在三十年中屡有电影、电视和许多戏剧作品都创作过的老旧题材,今天重新构思,需要有创新精神。全剧很好地运用了历史的真实性和历史的真实感相结合的创作方法,即在重大历史事件上,采取真实性的视角反映历史,但在某些情节上又采取历史真实感的意象表达,例如“酒会”一场,当年张、杨并没为从延安远道而来的周恩来举行公开而隆重的欢迎酒会,因为当时乱纷纷,来不及做礼仪安排。但周恩来要正面回应社会上各方面对中共的挑战和提问,因此“酒会”虽然不一定具有历史的真实性,但具有历史的真实感,观众接受“酒会”,以凸显周恩来在解决西安事变中的政治智慧和大局观念。

  近两年的新编历史剧创作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越剧《屈原》和婺剧《宫锦袍》是根据史实创作的。《屈原》反映战国后期,秦的“连横”和楚的“合纵”的较量,屈原作为政治家、文学家和诗人,他为楚国的衰落而忧愤,为人民的苦难而痛心,“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屈原个人的悲剧命运与楚国衰亡的国运紧紧地连接在一起,形成了“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的叹息。这出戏具有厚重、苍凉和悲戚的意蕴,屈原忧国忧民的思想和清者自清的人格,今天仍然具有现实意义。《宫锦袍》中武则天乾纲独断,狄仁杰敢讲真话,他们之间必然产生碰撞。这出戏通过武则天对狄仁杰的赐袍、还袍、补袍、哭袍等情节,展示了武则天与狄仁杰经过碰撞和融合,武则天在政治上把狄仁杰作为知己,思想上作为知音,表现了两位政治家的远见卓识。作为人君,要有气度和胸怀听真话,甚至听冒犯的真话;作为人臣,为了国家利益,要敢于说真话,讲逆耳之言。这是这出戏的启迪意义。

  上述八出戏的思想意义和艺术成就十分卓著,不论是当代题材或历史题材,都感知冷暖,反映心声,传递正能量,在全社会唱响人性美、正气歌。但仍有加工提高的空间,例如《小镇》的结尾,朱文轩坦承自己不是三十年前的救助者,他声言:“救助者另有其人。”此语一出,本该掷地有声,却毫无反应。姚瑶就是专门来寻访当年的救助者的,为什么不抓住机会问个究竟呢?小镇人为什么不追问救助者到底是谁呢?戏的针线还需密实。《花旦当家》中,十个村都要搬迁,理由是住户有些分散。其实农村地多,集中盖一些房子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根据国家发改委的政策:一方水土不能养一方人,才能搬迁。但戏中的十个村庄基本上坐落在大江的东西南北,大凡靠江的村庄,一般来讲自然条件都比较好,不应纳入搬迁范围。因此,戏中的搬迁作为戏剧冲突的前提,尚欠合理。在大山里的代课老师在现实生活中不但要教学,中午还要给学生做饭,下大雨桥被冲垮了,还要绕很远的山路送学生回家。《月亮粑粑》中如能展现小秦老师对学生具有母亲般的情怀,则人物会更加丰满。《我叫马翠花》中马翠花被诬偷看女人洗澡,被迫认流浪儿童马蛋为亲生子,山洪暴发抢救小学生,这三件事要加强内在联系,使戏的结构更集中一些。《党的女儿》在田玉梅被叛徒诬为叛徒时,百口莫辩,群众一时间也看不清真相。她经受的心灵折磨、蹂躏,她的痛苦、煎熬,表现得应该更细致和深入一些。《西安事变》中张、杨对发动事变前商议怎样处理被扣的蒋介石,是杀是关是放,应该有预案,事变后对时局应该怎样把握,蒋介石当时的独特心理以及对自己命运的判断,凡此种种军国大事,似应更丰富一些。《屈原》中张仪欺骗楚怀王,只要楚与齐断交,秦愿给楚六百里土地,并且张仪还写下血书。其实张仪是个狡猾的政治家,决不会冒傻气给楚国留下文字把柄。《宫锦袍》里武则天获知狄仁杰竟死在班师回朝的路上,追悔莫及,痛下“罪己诏”。但据史载,武则天从未下过“罪己诏”。对于重大的历史事件,似应观照史实为宜。

  八出戏所在的剧院团,之所以取得优异的成就,与中央、省、市领导的重视和支持有直接关系,也与国家艺术基金的资助有密切关系。就剧院团本身来说,他们的努力拼搏,刻苦训练,也是至关重要的因素。《小镇》中朱文轩悔过自新、痛彻检讨的一大段数板、垛板,唱腔非常急促,吐字如炒豆,主演陈明矿练了两千多遍,才取得了“大珠小珠落玉盘”的强烈的演出效果。为了演好《月亮粑粑》,主创人员两次到湖南山区体验生活,前后半个月,他们找当地的代课老师、正式老师、学生、家长、村长等,与他们谈乡村的教育问题,了解代课老师的甘苦。王阳娟饰演的小秦老师那样质朴、艰辛、善良,都是从生活中汲取的滋养。《我叫马翠花》是一出别开生面的喜剧,湖南花鼓戏剧院的领导亲自找剧本,先听作者讲故事,然后再请作者写故事,剧本脱稿后又召开座谈会,听取修改意见。湖南省文化厅副厅长鄢福初说,湖南这几年的戏剧创作主要是抓剧本创作,实行“剧本三论证”:1、思想性、艺术性论证;2、创作生产可行性论证;3、效益论证。有了“三论证”,剧本的创作就比较扎实。在《党的女儿》中,国家京剧院安排一批青年才俊挑大梁,为了演好这出戏,主创团队到江西井冈山、瑞金、兴国等当年苏区革命根据地体验生活,搜集历史资料,聆听苏区故事,感受苏区精神,所以戏演得真实生动。女子越剧演政治家、文学家和诗人屈原,难度很大,绍兴小百花越剧团以这出戏开拓了越剧新视野。《宫锦袍》中饰演武则天的陈美兰,长期在一系列戏中扮演中青年妇女,但《宫锦袍》中武则天称帝一出场就是六十七岁的垂垂暮年,这是对陈美兰的挑战。她演武则天基本上是以大青衣为主,兼收老旦的形质。此戏一出炉,就受到观众的欢迎,在金华中国婺剧院首轮演出12场,场场爆满。周围市县的观众,自发地包大客车来看戏。

  以上八出戏所属的剧院团,都是大力抓创作取得的优异成绩。创作不仅是编剧的任务,也是导演、演员、音乐、舞美、灯光、服饰、化妆等戏曲工作者集体的任务,是各部门的共同职责。我们一定要树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生产出“有筋骨、有道德、有温度的文艺精品”,自觉地服务于文化市场与广大观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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