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五六十年代，在非洲民族主义兴起和非殖民化背景下，非洲史作为一门学科开始兴起。当时的非洲大陆是非洲史研究的中心，涌现出一些重要的非洲史学流派，如西非的“伊巴丹学派”和东非的“达累斯萨拉姆学派”，他们关注殖民统治之前的非洲国家形态和贸易，以及19世纪末的反殖民征服斗争与非洲民族主义意识之间的联系。由于非殖民化时期的档案文献仍未开放，这些第一代的非洲史学家并未将非殖民化作为研究对象。事实上，此时的非洲非殖民化研究基本上由社会科学家主导，主要包括戴维·阿普特、詹姆斯·S.科尔曼等人，他们的研究深受现代化理论的影响，侧重分析推动殖民地转变为民族国家的主要因素。这些研究确立了非殖民化的叙述框架。此后，非洲非殖民化研究取得深入发展，先后出现“外来因素论”“新殖民主义论”“计划撤离论”“民族主义论”等研究范式。

　　到了20世纪80年代，非洲史学家开始对非殖民化的叙述框架提出挑战，强调以往研究或者从殖民者视角出发，或者强调民族主义重要性高于围绕着社会问题而展开的斗争，忽视了民族独立与一系列社会问题之间的紧张关系。对于帝国史学家所称的“非殖民化”，非洲史学家更愿称其为“非洲民族主义运动”。这一研究进展与非洲史学科所经历的重要转型密切相关：其一，随着非洲国家发展遭遇困难、非洲大陆高等教育发展面临严峻挑战，非洲史学家开始关注殖民时期历史，试图探寻当代非洲国家“失败”的历史根源；其二，随着非洲史研究中心逐渐由非洲大陆转向欧美国家，非洲史研究日益受到欧美史学整体发展态势的影响，非洲社会文化史、非洲妇女史和非洲劳工史研究纷纷兴起，它们所提供的全新研究视角和方法，推动非洲史研究更多关注“自下而上”地书写历史，强调非洲社会能动性；其三，随着殖民时代开始成为非洲史研究的重点，相关研究针对殖民统治和非洲社会变迁提出全新认识，非洲史学家在承认殖民统治残暴性和剥削性的同时，日益强调殖民霸权的有限性，认为殖民地国家事实上很难有效支配非洲社会变革进程。

　　首先，近年来的非洲史研究强调“自下而上”地研究非殖民化。相关研究表明，非洲民族主义推动者不只是非洲民族主义政党及其领导人，基层大众运动为民族主义精英提供了反殖民斗争的现成环境。包括农民、工人、退伍士兵和妇女在内的普通民众，并不只是“自上而下”的被动员对象，他们对于非洲民族主义领导人的观念、目标、策略和手段产生了重要影响。以几内亚为例，它在整个法属非洲的非殖民化历程中是较为独特的。1958年，戴高乐政府推动法属殖民地举行公决，决定究竟是继续维持与法国的关系，还是实现殖民地独立。只有塞古·杜尔领导下的几内亚民族主义者投下反对票，要求立即独立。以往研究认为这是以塞古·杜尔为首的几内亚民族主义领袖积极推动的结果，然而近年来的相关研究表明，几内亚民族主义推动力量是“自下而上”的，正是来自妇女、农民、工人和退伍军人的大众压力，导致塞古·杜尔在全民公决中投下反对票。随着非洲史学家将越来越多的社会群体纳入非殖民化叙述框架之中，这一叙述框架发生重要变化。

　　非洲妇女史研究较早对非殖民化的叙事框架提出挑战。关于非殖民化的流行观念是，20世纪四五十年代，一些受过教育的非洲年轻男性，因为曾经在二战期间当兵打仗而开阔视野，更加坚定地挑战非洲年长者和欧洲殖民者的权威。他们的抵制、示威、基层动员、组建政党，以及在某些情况下的暴力活动，最终迫使殖民统治者放弃帝国控制，并将权力移交给新兴的非洲男性精英。然而，近年来的非洲妇女史研究表明，这一由男性主导的、自上而下的叙述框架是片面的，忽视了非洲妇女在其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非洲妇女是非洲民族主义动员过程的一支重要力量，她们运用舞蹈协会这样的传统组织，或者新成立的政治化的妇女组织，为非洲民族主义政党提供支持。

　　种族因素在非殖民化进程中的作用也开始受到关注。在肯尼亚、桑给巴尔、坦噶尼喀和莫桑比克等东非殖民地，除了欧洲人和非洲人以外，还有阿拉伯人、斯瓦希里人和亚洲人等种族。这些种族的身份认同是在跨印度洋文明交往过程中形成的，他们在殖民地种族格局中处于“中间人”地位。这些种族卷入了非殖民化时期的一系列政治斗争，支持或者反对非洲民族主义，并且在非洲国家独立之后面临着身份归属问题。

　　其次，非洲史研究反对“自后向前”地解读非殖民化进程。近年来，弗里德里克·库珀等非洲史学家的研究跨越了欧洲帝国史和非洲史之间的界限，将政治想象与历史分析结合起来。他们强调，在书写非殖民化历史时，由于研究者知道非殖民化的最终结果是民族国家成立，因此很容易“自后往前”地解读非殖民化进程。无论是将非洲民族国家的建立视作殖民宗主国的计划，还是民族主义力量针对殖民者的重要胜利，这些视角都过分关注于反殖民民族主义的重要性，将殖民地内部政治简单等同于反殖民民族主义。然而，20世纪五六十年代，非洲殖民地面临着多种选择。在非殖民化时代，曾经出现一系列的社会和政治可能性，非洲史学家呼吁书写“非线性”的非殖民化历史，将民族问题与其他政治问题结合起来，从而对以往的非殖民化叙述框架提出挑战。

　　再次，新公布的档案文献、新研究方法和视角，推动非殖民化研究走向深入。近年来，非洲国家和西方国家相继开放非殖民化时期历史档案，极大地推动了非洲非殖民化研究，包括非洲民族主义思想内涵的研究，而这是以往的非洲民族主义研究较少关注的。例如，美国学者梅雷迪斯·特雷塔在有关喀麦隆民族主义起源与演进的研究中指出，喀麦隆人民联盟的民族主义观念与农村政治文化结合在一起，通过非洲传统社会的民族和主权观念来表达反殖民诉求，从而形成了“乡村民族主义”。

　　受跨国史、全球史等新研究方法和视角的影响，非洲史学家强调，理解非殖民化进程，需要关注不同非洲殖民地之间，以及非洲殖民地与世界其他地区之间的相互影响。例如，阿尔及利亚革命武装斗争，塑造和影响了加纳民众对于非殖民化进程的认知。同样地，在美国民权运动期间，大批非洲裔美国人前往加纳，极大地推动了加纳的非殖民化进程。万隆会议的召开推动了亚非国家的团结，而这同样对于非洲国家独立产生了重要影响。与早前研究相比，这些研究开始强调冷战与非殖民化的相互影响，不再将帝国终结仅仅视作是帝国本土的政治操纵和经济重整，而更多关注殖民地冲突历史及其对于非洲民族主义形成的影响，凸显了冷战因素对于理解非殖民化的重要性。而且，跨国史和全球史的视角有助于推动研究者超越殖民者—被殖民者、殖民时期—后殖民时期、法属非洲—英属非洲的二分法，从而揭示出塑造非殖民化进程的国际体系的复杂性。

　　（作者：李鹏涛 单位：浙江师范大学非洲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