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优秀的中国传统文化为基础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首先需要明确什么是优秀的中国传统文化，即优秀的中国传统文化所指是什么，包含哪些核心内涵。只有搞清楚了优秀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涵，才能正确理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所包含的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十二个关键词的内涵。

　　传统的本义

　　“易姓为代，传统为朝”。自夏后启开辟废禅让而实行世袭制度，开始了“天下为家”的时代。“传统”一词，本义用于说明政统传承在纯粹性和系统性基础上的合法性，即在同一姓之间嫡系体系中的传承。

　　政统的传承中的“统”的问题，有时候会引起极大纠纷。明朝“大礼议”事件，既说明中国古代君臣之间的民主风气，更说明明朝众臣对于政统传承的严肃态度，而这个事件的关键，就是反思检讨中国古代的“传统”问题。

　　明正德皇帝武宗去世后，无子，武宗的母亲孝宗皇后和内阁议决由兴献王的长子、武宗的亲叔伯弟弟朱厚熜继承皇帝位，即明世宗嘉靖皇帝。兴献王是明弘治皇帝明孝宗之弟，嘉靖皇帝在即位之时，就与朝廷大臣因为“传统”问题发生争执。内阁认为应该用太子礼迎接嘉靖皇帝即位，即朱厚熜由东华门进入，居于文华殿，但嘉靖皇帝认为“遗诏以我嗣皇帝位，非皇子也”，不愿意受太子礼，最后皇太后令群臣上笺劝进，嘉靖皇帝“入自大明门，遣官告宗庙社稷，谒大行皇帝几筵，朝皇太后，出御奉天殿，即皇帝位”。

　　嘉靖皇帝即位后，与内阁大臣杨廷和、毛澄等因为谁为嘉靖帝宗法意义上的父亲，以及嘉靖皇帝的生父兴献王的尊称问题发生了争执，这个论争持续了三年半。

　　据《明史·席书传》载，曾提携过王守仁的席书，明世宗嘉靖时期以右副都御史巡抚湖广，见中朝议“大礼”未定，而反对嘉靖皇帝的大臣们常常引宋英宗的故事作为根据。席书认为嘉靖皇帝和宋英宗的情况不同。宋英宗在仁宗在世时过继给宋仁宗当太子，而嘉靖皇帝是以兴献王长子的身份入宫继承王位的。虽然嘉靖皇帝继承了武宗的皇位，但仍是兴献王之子，应另为兴献王立庙。但皇帝不能有两个，嘉靖皇帝与武宗虽是兄弟，却也是君臣。孝宗皇帝是宗庙神主，亲生父亲应称为“皇考兴献王”，可在宫廷中立庙，太庙祭祀以后，仍用天子之礼在宫中祭祀。

　　席书的主张深合嘉靖皇帝之意，最终成为调节双方争执的折中方案。席书的上书，两次提到“传统”一词，认为三代“传统之礼”坏于汉、唐之世：“三代之法，父死子继，兄终弟及，自夏历汉二千年，未有立从子为皇子者也。汉成帝以私意立定陶王，始坏三代传统之礼。……今陛下生于孝宗崩后二年，乃不继武宗大统，超越十有六年上考孝宗，天伦大义固已乖悖。又未尝立为皇子，与汉、宋不同。……一遵《祖训》，允合圣经。复三代数千年未明之典礼，洗汉、宋悖经违礼之陋习，非圣人其孰能之。”

　　传统与道统之传

　　“传统”本义所指政统传承的纯粹性和系统性，体现的是“传统”的严肃性和重要性。“中国传统文化”既然以“传统”标榜，这就决定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涵并不是一个可以随意定义或者具有无限包容性的，而是应该有明确所指的体现原初性、纯粹性和传承性的。

　　孔子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集大成者，而《诗》《书》《礼》《乐》《易》《春秋》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源头。刘勰《文心雕龙·原道》说：“爰自风姓，暨于孔氏，玄圣创典，素王述训，莫不原道心以敷章，研神理而设教，取象乎《河》《洛》，问数乎蓍龟，观天文以极变，察人文以成化。然后能经纬区宇，弥纶彝宪，发辉事业，彪炳辞义。故知道沿圣以垂文，圣因文而明道，旁通而无滞，日用而不匮。《易》曰：”鼓天下之动者存乎辞。‘辞之所以能鼓天下者，乃道之文也。“道、圣人和六经是三位一体的关系，也就是说，道由圣人书写在六经之中，圣人通过六经阐明道。如果六经不能体现道，六经就不能称为经典；如果六经没有经过圣人的整理，也就不可能体现道；圣人通过整理六经，把道体现在六经的文本之中。《礼记·经解》载孔子说：”入其国，其教可知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疏通知远，《书》教也；广博易良，《乐》教也；絜静精微，《易》教也；恭俭庄敬，《礼》教也；属辞比事，《春秋》教也。“孔子认为六经所标举，在于培养温柔敦厚、疏通知远、广博易良、洁静精微、恭俭庄敬的人格，欲人之不贼、不诬、不奢、不愚、不烦、不乱，而养志知事，行端性和，明乎阴阳名分。

　　但是，到了战国时期，六经受到了挑战。《庄子·天下》说：“《诗》以道志，《书》以道事，《礼》以道行，《乐》以道和，《易》以道阴阳，《春秋》以道名分。其数散于天下而设于中国者，百家之学时或称而道之。天下大乱，贤圣不明，道德不一，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后世之学者，不幸不见天地之纯，古人之大体。道术将为天下裂。”

　　在战国之前，六经之道一以贯之，而自诸子兴起，百家未能融会贯通六经之学，所以各执一词，不能兼备众善众美之纯正。所以，“道术将为天下裂”。《汉书·艺文志》说：“今异家者各推所长，穷知究虑，以明其旨，虽有蔽短，合其要归，亦‘六经之支’与流裔。”即诸子百家虽然不同，但都起源于六经。诸子虽然都从六经中来，但对六经的理解可能是失之毫厘，谬以千里了。

　　由于诸子之徒对孔子之学的曲解，自战国时期始，如孟子、荀子、扬雄、刘勰、韩愈等人，就提出了原道、征圣、宗经的重要性，其目的就是为了维护传统文化的纯粹性。《孟子·滕文公下》云：“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杨氏为我，是无君也；墨氏兼爱，是无父也。无父无君，是禽兽也。公明仪曰：“庖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莩，此率兽而食人也。’杨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是邪说诬民，充塞仁义也。仁义充塞，则率兽食人，人将相食。吾为此惧。”孔子之道不著，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仁义充塞，率兽食人。

　　原道、征圣、宗经，实际是为了说明道统与孔子的密切关系。朱熹《中庸章句序》曰：“《中庸》何为而作也？子思子忧道学之失其传而作也。盖自上古圣神继天立极，而道统之传有自来矣。”明归有光《孟子叙道统而不及周公颜子》说：“圣贤之论，至孔子而定。继孔子者，孟子也。孔、孟，亲有之而亲见之者也。后之学者，当据之以为定，而岂可因之以为疑哉？”

　　在中华文明的历史上，政统的传承有时而斩，但道统的传承却历久弥新。如果把“中国传统文化”严格限制在“载道”的区域，就要树立“道统之传”自于孔子这个基本常识，如果在孔子之外寻求“道统”，显然是舍本逐末。

　　近些年来，我们不断听到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互相对立的评价。事实上，之所以会发生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各种矛盾认识，就是缘于我们把“中国传统文化”与“中国过去的文化”“中国古代的文化”“中国固有的文化”画了等号。因此，在讨论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的时候，首先应该准确定义“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涵，区分“中国传统文化”和“中国文化”的不同。

　　准确地说，“中国文化”内容应该包括“中国过去的文化”“中国古代的文化”“中国固有的文化”，甚至包括“20世纪的中国文化”。其时间的长度和地域的宽度可以无限延伸，其内容可能涉及各个方面，有道有器，有粗有精，有伪有真。但是，“中国传统文化”就其本义而言，只应该是中国“传承道统”的文化，也就是那些传自先秦时代而体现人类文明方向的核心价值，是“载道”的文化。

　　此外，讨论国学教育问题，也应该分清作为知识的专业国学教育和作为培养共同价值观的国学教育的区别。对于非专业从事中国文化研究的人来说，学习国学文化，应该突出重点，抓住核心，紧紧围绕着“传承道统”这个中心，即可以节省学习者精力，又可以防止对中国传统价值观的多样性理解。

　　忠恕均平仁惠

　　孔子所倡导的中国传统文化以“天下为公”为基本出发点，其核心内容可以分为三个层次：简而言之，即孔子所谓“恕”，即把一切人都看作是平等的主体；扩展而言，即孔子所谓“忠恕”，“忠”为尽己之道，“恕”为推己之道，有尽我所能的责任，有推己及人的立场；如果再扩展，就是“忠恕”“均平”“仁惠”。“忠恕”是个体行为准则，“均平”是社会运行原则，“仁惠”是国家的基本立场。

　　建立在“天下为公”基本出发点上的忠恕、均平、仁惠思想内涵丰富且深刻。如果能以“天下为公”为基本出发点，以忠恕、均平、仁惠为核心价值，个人有“忠恕”德行，社会运行贯彻“均平”原则，国家能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仁惠”情怀，传承道统、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目的就达到了。

　　一般来说，孔子思想的核心是强调“仁”，仁的内涵无限丰富，不过，在孔子自己的论述中认为“恕”才是他终身奉行的基本价值。《论语·卫灵公》载，子贡问曰：“有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孔子以“恕”为终身行之之道，与孔子强调“仁”的重要性并不矛盾。《论语·颜渊》载，子曰：“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邦无怨，在家无怨。”可见，仁即是恕，恕即是仁，都在“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上下功夫。

　　《论语·里仁》载，孔子曰：“参乎！吾道一以贯之。”曾子曰：“唯。”孔子出，门人问曰：“何谓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恕本身包含有对己对人的态度，所以，忠恕即恕，恕即忠恕。“忠”是正心诚意，敬业守信，是尽己之道：“恕”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推己之道。我们平常所说的“良心”，就包含在“忠恕”之中。

　　孔子及儒家虽然强调礼的重要性，礼虽然有区别长幼秩序的意义，不过，孔子及原始儒家始终强调礼尚往来的重要性，礼从来都是对等的，而作为统治阶层，对礼的实现承担有首先的责任。《论语·季氏》载，孔子曰：“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均平”不仅仅是财富公平，也包括政治权利的公平。宋代革命者提出的“均贫富、等贵贱”的革命主张，就是根植于孔子思想的。

　　中国古代家庭伦理的孝悌观念，也是以“天下为公”为最高原则的。《唐虞之道》又说：“虞诗曰：”大明不出，万物皆暗。圣者不在上，天下必坏。‘治之至，养不肖。乱之至，灭贤。“虞诗是虞舜时代的诗歌，”举贤“和”养不肖“，”鳏、寡、孤、独、废、疾者有所养“，体现了孔子赞扬的尧、舜时代具有的平等思想所包含的文明高度，这也正是我们所要实现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