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魏除太武帝时（424-451）禁止佛教外，多数时期佛教相当繁荣。文成帝时（452-465）政府礼敬僧侣，设沙门统为僧官，佛教迅速复兴。孝文帝（471-499）、宣武帝（499-515）、孝明帝（515-528）都大兴佛教。著名的云冈石窟、龙门石窟，都在日以继夜地修凿，发生与佛教密切相关的“月光童子案”也就不足为奇了。

　　月光童子

　　“月光童子”是一位佛教人物，事见《佛说申日经》。该经由中国第一代译经家竺法护译出，其中提到佛陀“槃涅千岁已后，经法且欲断绝，月光童子当出于秦国，作圣君，受我经法，兴隆道化。”意思是说“月光童子”将成为中国的国君。

　　在译经家那连提耶舍（490-589）翻译的《佛说德护长者经》中，也说“月光童子”将引导众生信佛，成为中国国君：“来世佛法末时，于阎浮提大隋国内，作大国王”。两部时间相差很久的经书，都提到“月光童子”的故事，可见其流传之广，到了家喻户晓的地步。

　　熙平三年（517），冀州延陵有个叫刘景晖的小孩，被人们称为“月光童子”，说是能变成大蛇。恰好当地有个叫王买的人，因妖言惑众被追捕，在赦令超过期限之后，仍不肯自首，后来被抓获处斩。年幼的刘景晖，也不幸卷入此案。参与合议的廷尉卿裴延俊认为，刘景晖的“妖言”事件在赦书之后，因此也应处死。

　　裴延俊有个下属叫崔纂，时任廷尉正，不同意上司的意见，认为刘景晖只是个乳臭未干的九岁孩童，哪怕说过能变大蛇之类的话，也不过是跟在成年人后面人云亦云而已，并不是真的明白那些话的含义。而且，刘景晖并没有自称“月光童子”，而是别人把他称为“月光童子”的，不应当由他承担这一罪责。此前审判该案的官吏，明知刘景晖只是孩童，也明知已经发布赦令，却在律令之外更求其罪，无非是害怕妖言罪太重，不予追究会有宽纵之嫌。

　　崔纂认为不应处罚刘景晖，理由之一是按照《北魏律·法例律》的规定：“八十已上、八岁以下，如果犯杀伤之类的重罪，应当呈请皇帝裁决。”刘景晖虽已九岁，但仍属无知小儿。历史上有很多七岁以下但很聪明的人，也有很多八岁以上仍很蠢笨的人，无法理解自己行为的意义。妖言是一种特殊的行为，刘景晖不解其恶是可以谅解的，其罪可以呈请御裁。理由之二是刘景晖被捕之前，政府已经发布赦令，如果仍处死他，那么今后人们就不会再相信赦令，犯罪之后明知遇赦，也不敢出来自首了。

　　此后最终由著名的胡灵太后裁决，刘景晖得以免死，谪放陕西略阳为民。

　　古代刑事责任年龄

　　对于笃信佛教的北魏统治者和审判官来说，尽管刘景晖只是被别人称为“月光童子”，潜意识中难保没有一点忌惮。从这一意义上讲，胡灵太后的终裁，尽管以赦书作为减刑理由，但刘景晖作为“九岁孩童”的特殊身份，仍是她同意将其免死的重要因素。

　　中国古代法律中，很早就设定了有关宽宥未成年人的条款。秦律以身高作为确认行为人刑事责任的前提，对于身高不满六尺的孩童，不追究刑事责任。汉律规定八岁以下的未成年人，除亲手杀人外均不加罪。《北魏律》从汉律、曹魏律、晋律中承袭了这些制度，并在“月光童子案”后有了进一步发展。

　　当时，地方官仍然保有较大的专杀之权，例如，南齐吴县县令孔琇之曾对一名偷割邻居稻子的十岁小孩判罪，将其关进监狱；吴兴太守王敬则更是将一名少年处死示众，因为他在路上拾捡了遗失物。他们为了使法律更有威慑性，实现“路不拾遗”的治理效果，不愿对未成年人实施宽宥。

　　而北魏“月光童子案”之后，立法、司法对于未成年人的宽宥，呈现往新水平发展的趋势。《唐律》规定：七岁以下，虽犯死罪，亦不处刑；七岁至十岁之间只对反逆、杀人、盗及伤人等重罪承担刑责；十至十五岁之间虽对所有犯罪承担刑责，但可减轻处罚。这些规则很可能继承自隋代《开皇律》，而《开皇律》则承袭自《北齐律》。

　　清代雍正十年（1732）“丁乞三仔案”、乾隆十年（1745）“熊宗正案”、乾隆四十四年（1779）“刘縻子案”中，逐渐形成了更为合理的未成年人宽宥规则。规则的核心考量指标，是行为人与被害人年龄差、被害人是否理曲逞凶在先，即凡十岁以下斗殴毙命，死者长于凶犯四岁以上，又理曲逞凶，行为人无心戏杀者，可声请免死减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