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犬马自称，表示谦卑，为人效劳，恭候起居。语本《汉书·孙光传》：“臣光智谋浅短，犬马齿耋（音“谍”，指七八十岁年纪），诚恐一旦颠仆，无以报称。”

　　孙光把自己比作狗，没有丝毫纡尊降贵的意思，因为古代人对狗的“奉献”作用很看重，而这种看重，与长期跟狗一起作战、劳作，艰险与共、相依为命有关。

　　有人考证说，狗的祖先是大灰狼，还有的说，狗是很早由波斯引进，都是没有依据的猜测。其实我国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已经有关于狗的记载。远古时期，犬就和人类同穴共存，在一些人类早期居住的岩洞里，考古学家发现了狗的化石。那时，狗还被用来牧羊、狩猎、拖橇，看守家园和畜群。

　　战国时代，犬参加了地道战。《墨子·备穴》第六十二章中写道：如果发现敌军通过地道来进攻，他（墨子）主张守城部队针锋相对，也以同样的战略，朝敌对的方向挖地道，力争与敌军的地道凿通，将敌人消灭于地下。为了防守，可派军用犬在洞穴里巡逻。他说：“穴垒之中各一狗，狗吠即有人也。”这是两千五百年前的地道战，犬在战斗中发挥重要作用。

　　又如唐朝杜佑《通典》记载：“恐敌人夜间乘城而上，城中城外每三十步悬大灯于城半腹，置警犬于城上，吠之处需加备脂油火炬……”（《通典·兵制·攻城战具篇》）

　　《资治通鉴》中曰：“凡行军下营，四面设伏铺，以犬守之。敌来则群吠，使营中知所警备。”

　　又，于城外“置一家，家养数犬。剔犬窟于城壕之下，其犬盖以窟为庐，以壕为院落，一有风息，则犬以警人，人以叩堡。”（《武备志》）

　　汉代把养犬作为大事，专门设立了“狗监”一职，任职者又叫“犬人”，专门管相犬、牵犬和驯犬之事。有个狗监叫杨得意，他牧犬之余，给汉武帝朗读司马相如的　《子虚赋》，武帝听了非常赞赏，重用司马相如。所以后人说司马相如做官，与狗有缘分，当然只是一种说法。鲁迅在《汉文学史纲要》中指出：“武帝时文人，赋莫若司马相如，文莫若司马迁。”司马相如的文学成就，已经早就有了的。他好诗赋，不习惯官场俗套，称病辞官，当垆卖酒，过他的平民生活。

　　高祖刘邦重奖萧何，封萧何为邓侯。一些功臣不服，说：“我们披坚执锐，出生入死，攻城夺地，而萧何不曾有汗马功劳，反而封为高官，是何理由？”刘邦便说：“诸位，这就好比打猎，追杀兽兔的是狗，而发现目标和指明攻击方向的是人。你们攻城夺关，功不可没，但只属于功狗，而发现目标，指明攻击方向的是萧何，他属于功人。重奖他是有道理的，你们不必多说了。”刘邦这个“功狗”论，后来为许多将领执为论功行赏的理论标准。

　　据传沛县的樊哙，出身贫寒，以屠狗为业，刘邦驻地离那儿近，常去吃狗肉，吃了不给钱，赊了不少账。后来，他把樊哙提拔当了将军。樊哙感恩图报，在鸿门宴上救了刘邦一命。

　　所谓犬马之劳之犬，大抵指猎犬、牧犬、军犬、警犬、导盲犬之类；马主要是指战马。孙光自称犬马，说明古代崇尚犬马精神。犬马的奉献，可谓死而后已矣。

　　马的作用，在古时候很受重视。

　　“行地莫如马，马者国之大用。安宁则以别尊卑之序，有变则以济远近之行，而兵之所恃以取胜也。”（宋章如愚《山堂考索》）

　　历代君王非常重视马政，配备了大量的官员选马、驯马、医马。周朝统管马政的官叫司马，在六卿之列，属高官。秦汉以后改为太仆，仍为九卿之一。明代散文家归有光就当过南京太仆寺丞。这位乡儒是反对拟古，写文章出名的，被荐举到太仆寺，当时已是六十多岁了。

　　战国中期的骑兵，是学习了西北地区少数民族骑马作战的本领，“儿能骑羊，引弓射鸟鼠；少长则射狐兔：用为食。士力能挽弓，尽为甲骑。”（《史记·匈奴列传》）骑兵逐渐普及到中原地区。

　　日渐残酷的战场上，马革裹尸举目皆是，骑兵不能不退为次要兵种。但在战时运送粮草，太平时供人坐骑、巡逻，马仍然一如既往地默默工作，鞠躬尽瘁。所以谈到犬马之劳，人们都是怀着景仰的心情，加以点赞，并积极效法人类的犬马朋友们要求于人甚少、给予人甚多的奉献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