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漫漫历史长河中，和许多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相比，贵霜王朝维持时间不长，历史“事迹”亦不显赫，但它以独特的方式对世界文明进步和发展做出过重要的贡献。贵霜王朝对各种异质文明都保持着开放和包容的心态，保障了不同文化间的交流互鉴，对人类文明进步起到了非凡的作用。

　　地处亚欧大陆的东方，我们免不了从自己习惯的视角去观察世界。包括我们眼中的丝绸之路，就是一条将柔滑丝绸与美丽瓷器输往西方的商贸之路，东方的优秀发明从而极大丰富了古代的物质世界。其实西方也一样，他们的“丝路”认识也在附和着他们的习惯。幸好还有学者的研究，随着认识的深入，我们知道“丝绸之路”不仅仅是商贸之路，更是古代世界的精神文化交流之路。在海路畅通无阻之前，亚欧大陆上的人们通过陆上“丝绸之路”道路网络交换商品和交流思想。如果说亚欧大陆是一个逐渐长成的生命体，那么这片道路网络就如同输送营养、滋养生命的血管体系。可以说，亚欧大陆上的文明进步和丝绸之路推动下的物质与精神文化交流有着难以割裂的关系。

　　丝绸之路古道上，所有的角色都很关键，比如公元1至4世纪的贵霜王朝（Kushan Dynasty）。在漫漫历史长河中，和许多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相比，贵霜王朝维持时间不长，历史“事迹”亦不显赫，但它以独特的方式对世界文明进步和发展做出过重要的贡献。极盛时期的贵霜版图包括了中亚和南亚部分地区，占据了亚欧大陆上南来北往、东西沟通的通衢之地。这一时间段里，东方的中华帝国、西方的罗马世界、南方的古代印度、北部的草原民族都是各自文明发展、制度形成的重要阶段，贵霜王朝对各种异质文明都保持着开放和包容的心态，保障了不同文化间的交流互鉴，对人类文明进步起到了非凡的作用。

　　开放贵霜人的石雕艺术及其与佛教的结合都体现出了王朝的开放。

　　公元前4世纪，亚历山大东征之后开启的中亚希腊化时代，希腊人的雕刻艺术深深影响了当地文化。居住于河谷与山地的贵霜人，应该很早开始就能够加工处理石材。当他们成为中亚地区的君王后，同样也不排斥这种来自遥远西方的石雕艺术。

　　希腊丰收女神左手持丰饶角（Cornucopia），端坐在高背椅上，背后有彰显神性的光环。女神的发式、长袍，在腿部和背部做了各种修饰的高背椅，椅子前面的踏脚，盛满收获物的丰饶角等等，都充满着希腊艺术的味道。但是端坐的神态却迥异于希腊人像雕塑的灵动风格，还有背光，这都应该是当地文化里对神性的正确理解和表达方式。

　　尤其是当贵霜人的石雕艺术表达方式和南来的佛教结合在一起的时候，为佛教的继续东传解决了关键问题。贵霜人对各地传入的宗教信仰是开放和包容的，但宗教概念的语言表达和受众理解程度的高低不同都会极大地妨碍宗教传播。佛教就是如此，在贵霜王朝的犍陀罗地区，佛教找到了避开梵文宣讲和能让受众轻松接受的传教方式，就是用石雕艺术将佛教内容加以“图像化”处理。可以说，是正确的宣传方式，才能让佛教得以继续东传，经过新疆、通过河西走廊，直至进入中原，进而在整个东亚地区广泛传播。

　　造型别致的佛陀讲法浮雕，佛坐中间讲法，左侧是弟子侍立，右侧是贵霜供养人拱手站立，两侧各立一根希腊建筑中常见的柯林斯柱（Corinthian Order）。佛和弟子穿着轻盈的袈裟，显示出南亚炎热气候影响下的服装特点。蓄着小胡子的贵霜供养人则头戴帽冠，穿下摆至膝的短袍，腰带上缀满装饰。显示场合氛围隆重的希腊式柱子、南亚的宗教、富有的贵霜供养人，如此多的特征因素集中在一件石雕上，充分显示出了贵霜文化中的开放性。

　　包容贵霜钱币体现出了王朝的包容。

　　一般来说，钱币除了被用作经济活动中的交易工具外，还可以表达国家政治和宗教信仰等概念，这也是钱币的政治属性。古代中亚和西亚的钱币有一个重要的功能，就是在钱币上体现出王权与神权的关系，这不仅仅是国家信仰的表达，也是王朝权力合法性的宣示。通常来说，钱币会在正面体现代表王权的国王形象，在背面打制出宗教信仰的图案，用这种方式来表达“君权神佑，神权君护”的涵义。尽管不同国家的钱币图案各自不一样，但古代中、西亚货币的这种表达格式是始终如一的。

　　由于贵霜王朝所处亚欧大陆衢地要冲，当面对多种信仰汇聚时，贵霜王庭的态度是包容的。自己的信仰要表达，其他人的信仰也要表达，贵霜在钱币上如何处理？

　　在贵霜早期的丘就却、阎膏珍阶段，制作发行的钱币几乎就是罗马钱币形式的翻版。在这一阶段的王权以借鉴罗马国王的形式来体现，而信仰表达似乎没有顾及到。

　　很快，从贵霜王威玛·伽德菲赛斯和迦腻色伽一世时期开始，贵霜人在货币设计上进行了非常彻底的改造。钱币正面皆为国王形象，为符合贵霜的自身文化特色，国王被塑造成为站立者，身穿长袍，这种站立的形象在中亚地区的其他钱币中并不多见。钱币上的国王头戴高冠，穿着伊朗式长袍，伸手指向身旁象征琐罗亚斯德教信仰的祭火坛。伴随着贵霜王朝的势力扩张和对多种信仰的包容接纳，象征信仰的各种神祇常常出现在贵霜货币的背面。比如威玛·伽德菲赛斯时期，印度教的湿婆与公牛形象被频繁使用，尤其是湿婆神那种曼妙而扭动的身姿，完全不同于钱币正面贵霜王那种略显僵硬而大气的形象。到伽腻色迦一世时期，伊朗文化里的神祇娜娜打着背光与头光又出现于钱币之上。从瓦什色迦时期开始，佛像也频频出现。

　　为适应自身和他种信仰的多重表达需要，贵霜王朝在钱币上做出了新的设计，在钱币正面，国王身穿民族服饰，与护佑王权的神权象征祭火坛共处于一个画面中。通常这种“共生互佑”的概念被分置于钱币正面和背面。而钱币的另一面，则常用来表达其他被包容接纳的信仰，比如希腊神、伊朗神、印度教或者佛教神。

　　传播如文献记载，贵霜在其势力最为强盛之时可能越过葱岭，并远达喀什、和田地区。在文物上，我们也确实能够看到一些历史留下的痕迹。

　　和田博物馆所藏的三件木器，从圆雕、浮雕艺术的角度来看，堪称精美。龙头家具腿的眼睛、嘴巴和耳朵的比例恰当，雕琢细致；木质饰板上的动物浮雕，则是动感十足，牵象者抬起右腿，大象微微拱起背，格里芬向后躬身蹬腿；木托架的结构和伊朗波斯波利斯（Persepolis）遗址上所见的石质梁托非常类似。但再仔细观察，不难发现，这些拥有精美的圆雕和浮雕图案的木器，却没有做到简单的刨光和平直的割锯，可以假设：当年木器的拥有者，虽然有着娴熟的圆雕与浮雕技术和审美眼光，加工石材都没问题，但就木材的加工而言，却缺乏基本的工具。或许这是因为从贵霜东迁而来的匠人，在和田绿洲找不到合适的石材加工，只能将满身技艺倾泻在胡杨木上了。

　　沟通四方空间上，贵霜王朝疆域范围大致是今天的乌兹别克斯坦、阿富汗、巴基斯坦和印度半岛北部部分地域。地理原因，不管是东西还是南北方向的古代丝绸之路，恰恰都集中在这片地域内，宛若道路网络中的交通枢纽位置。同样原因，东西南北的各种文明都在这片地域交融，光彩纷繁。时间上，贵霜王朝的时代大致在公元1至4世纪。这一阶段，无论东方的汉王朝，还是西方的罗马，都是文明的发展期。这一阶段里东西文明之间的交流互鉴具有非凡的意义。

　　虽然历史容不得假设，但如果当时的贵霜对自己境域内多种文明和文化并非那么开放和包容，而是坚决地抵制和排斥，对丝绸之路带来的文化交流不是帮助推动而是阻碍抵触，那么亚欧大陆上的文明进程会是怎样的面貌？汉唐的文化繁荣局面是否还能存在？所以说，作为国家的贵霜历史也许并不那么显赫，但对人类文明进步来说，贵霜的意义巨大。

　　“丝绸之路”有关的不仅仅是古代中国，还有如“贵霜”一样重要的许多国家或地区。“丝绸之路”并不仅仅属于中国，它其实是属于整个亚欧大陆的。它是道路网，更是滋养亚欧大陆人类文明成长的血脉。了解和认识这样的“丝绸之路”，对我们将来的新丝绸之路建设有着现实的意义。

　　（作者为上海博物馆青铜研究部副研究馆员） 阿瓦姆的《农书》中记录了112位前辈的观点，仅仅看那些花样缤纷的名字，如希腊人德谟克利特、黑人莱昂、非洲人安纳托里奥等等，就让人感到震撼，那个时代的穆斯林精英竟是视野如此开阔，当时广大的伊斯兰世界中，知识流动、书籍传播的范围那么广，那么活跃，所传承的文明传统那么源远流长。实际上，在作者的观念世界里，他的农学传统直接承袭亚当与诺亚：“大洪水过后，走出方舟的人们不知稼穑，是诺亚教导了他们。”

　　波斯人有一句谚语：“一个追问接着一个追问，可以远至中国。”我很幸运，仅仅“蔷薇露”这一个问题，就把我送到了西班牙穆斯林黄金时代的塞维利亚。

　　中国文献中的“蔷薇露”，实际上是从伊斯兰世界传入的玫瑰香水，这是学者们研究后得出的结论。于是我就一直好奇，能否在伊斯兰文化中找到介绍蔷薇露生产的历史资料？直到最近才得知，伊本·阿勒-阿瓦姆（Ibn al-Awwam）的《农书》（Kitāb al-filāa）中有关于早期蔷薇露制造的专节，于是入手了这本名著的西班牙语译本和法文译本。结果是拿到了一部百科全书式的巨著，“古典时代到中世纪期间流传下来的最为伟大的农业著作”。

　　阿瓦姆生活在12世纪下半至13世纪初的塞维利亚，时值西班牙穆斯林文明的巅峰期，所谓“安达卢斯时代”，可惜的是，文献中没有留下这位杰出农学家的生平记载。根据他在《农书》中的无心披露，学者们推断，阿瓦姆出身贵族阶层，拥有田庄和家财，但无心功名，似乎从来不曾担任一官半职，却对农业有着无比的热情，最大爱好就是在田间亲手进行各种农艺实验，因此对乡村生活和农业劳作非常熟悉。在书中，阿瓦姆讲述自己曾在阿勒哈拉菲（Aljarafe）试验不同条件下种植稻子、番红花、黄瓜，给野棕榈树人工授粉，为幼橄榄树治病……阿勒哈拉菲是塞维利亚以西的重要农区，拥有当时最密集的橄榄园，史载曾有村庄八千、众多的华宅和公共浴室。摩洛哥大学经济史教授、伊斯兰农学专家穆罕默德·埃尔-法伊兹（Mohammed  El Faz）在为法文版所写的长篇导读中指出，当安达卢斯时代，阿勒哈拉菲实际上如同一片自由的农业试验场，一代代农人在那里自发地引种、移植、杂交，展开技术创新与品种改良，从而推动农事及经济的发展，改善生活条件，而阿瓦姆正是其中的一位典型。

　　胜过一般实干家的是，阿瓦姆注重前人的积累，有意识地收集与阅读各种农学著作以及其他科技著作，选取其中他认为适合本地农业的片段，加以汇总，最终形成《农书》这一部宏著。作者最重视的是西班牙历代穆斯林农学家的著作，在前言中声明，其作品首先以伊本·哈吉吉写于1073年（伊历466）的《丰足》一书为基础，而《丰足》引用的古代学者就达30位。另外，阿瓦姆特别看重《纳巴提亚农书》，该书由一位巴比伦人库萨马写于公元3至4世纪，并于902年译成阿文。仅一个细节就足以证明《农学》的价值：人们曾经误把这部著作的阿拉伯语版本的译者当作原作者，是《农书》记录了真实作者库萨马的名字，帮助后人找回真相。此外，阿萨姆也引用了卡斯图斯的《罗马人农书》，正如法伊兹指出，他融汇了两河流域、希腊、罗马-叙利亚-拜占庭、伊比利亚以及柏柏尔诸系统的农学成就。《农书》中记录了112位前辈的观点，仅仅看那些花样缤纷的名字，如希腊人德谟克利特、黑人莱昂、非洲人安纳托里奥等等，就让人感到震撼，那个时代的穆斯林精英竟是视野如此开阔，当时广大的伊斯兰世界中，知识流动、书籍传播的范围那么广，那么活跃，所传承的文明传统那么源远流长。实际上，在作者的观念世界里，他的农学传统直接承袭亚当与诺亚：“大洪水过后，走出方舟的人们不知稼穑，是诺亚教导了他们。”

　　值得注意的是，作者还提示，他也会引用非穆斯林学者的观点，但不提具体姓名，而是以“另外有人说”这样的曲折表达。因此这部著作也是重要的资料库，许多已佚散的著作，在这里留下了片段。不过阿瓦姆不是个机械的文抄公，他强调，其引述的资料，都经他亲自实践并认为有效，书中，在诸家观点之后，他每每加以点评，给出自己的经验与意见。

　　《农书》以阿拉伯文写成，分为上下两册，共34章。现代读者翻阅这部文献会有一个收获，那就是改变对传统农业的错误印象。阿瓦姆所深入的“农业”，远不是我们以为的那么狭隘和简陋。在他笔下，围绕着种植和收获，人类自“亚当”以来一点点积累下来那么丰厚的经验，发明了那么细致的办法，让人在阅读中就对劳作产生喜悦感，为种种意想不到的巧妙手段而迷醉。《农书》以土壤学开篇，第一章讲述如何分辨优质、中等及劣质的土壤，其依据何在，各种土壤适合哪些庄稼与树木，在随后的部分，植物与土壤的关系就像主旋律一样，时时浮起，盘旋回荡。接下来分章讲肥料、水以及嫁接，然后便是繁花似锦的内容连翩而来：第四章介绍如何布置果园与花园，在其中安排花木的最佳方式，可供选择的花木；第十五章涉及香料植物及甜料植物；第二十六章关注调料和药材作物；第二十七章却是以芳香型观赏花卉为内容……此外还包括农人的生活知识，如何风干和保存水果、如何择地建宅、如何伐树作木料，更详细介绍家禽家畜的养殖、养蜂等等。

　　第七章无疑是西班牙历史的最重要史料之一，其内容为“西班牙各地习惯种植的作物”以及相关农艺，我们中国读者熟悉的包括橄榄、葡萄、甘蔗、桑、玫瑰、茉莉、橙、柠檬、苹果、梨、桃、杏、李、榛、棕榈，其中相当一部分是由穆斯林引种到伊比利亚。“甘蔗”一节记录了格林纳达的哈吉所提供的制糖法，可见彼时的安达卢斯不仅种植甘蔗，而且从事蔗糖生产。更令人惊异的则是桑树，相关一节内明言“桑树种下之后的第二年就可采摘桑叶喂蚕”，证明安达卢斯拥有养蚕业与丝织业。该节标题说明：“其为桑，被称为阿拉伯桑树，亦即用于丝的桑。”对于桑蚕技术以及丝织技术西传的过程，无疑透露了关键的信息。

　　书中其他章节还介绍了稻子、棉花、亚麻、番红花、芝麻、靛蓝植物以及甜瓜、黄瓜、洋葱、胡萝卜、卷心菜等等，其中，稻子与番红花至今仍是西班牙的重要作物，前者造就了美味的海鲜饭，而海鲜饭上一定会洒些番红花。我们呼朋引类抢吃一锅西班牙海鲜饭的时候，不要忘了800年前阿瓦姆在阿勒哈拉菲的努力。迷人的是二十七章“芳香植物”，包括丁香、白百合、睡莲、薄荷、薰衣草等，还包括几种水仙花，其中有一种是白花瓣里有小小的黄蕊，应该就是金盏银台吧。

　　据统计，《农书》中介绍了585种作物。西班牙语译本功德无量地附上了阿拉伯原文，采用同一页上西-阿两种行文对应排版的形式，因此翻阅时便特别有趣。西语中凡是以“al”或“a”起头的名词大都来自阿拉伯语（al 、a是冠词，大致相当于英语中的“the”），而这样的作物名称屡屡出现，于是，同一页上，阿语原词与其西语借用词形成对映。最著名的例子当然是algodon——棉花，由之演变出英文中的cotton.西方人不知怎样形成的误解，坚信“阿拉伯人”和“伊斯兰”是“游牧文明”的等义词，并且通过《阿拉伯的劳伦斯》之类通俗文艺作品把这一谬见向全世界传播。须知，自公元7世纪的所谓“阿拉伯大征服”之后，伊斯兰世界的大小帝国与诸王朝大多建立在农业兴旺的地区，从西班牙到印度，从安纳托利亚到北非，因此，伊斯兰文明总体上是农业文明，并且促成了农业的巨大进步。——当然如果非要较真，伊斯兰文明也是商业文明、海洋文明。《农书》里予人深刻印象之一就是经济作物的重要性，如玫瑰花用于蒸馏香水，所制成的蔷薇露是当时伊斯兰世界的出口奢侈品之一，一直远销至中国，在书中，玫瑰花的种植、以玫瑰蒸馏香水，都各有专节探讨。另外，阿勒哈拉菲橄榄油生产的兴隆，动力正在于通过塞维利亚出口。

　　农学史专家想必能在这部巨著中挖掘到诸多课题，对我这样的普通读者而言，抱着看热闹的心情闲翻，也会发现种种趣味。像第十五章的“玫瑰花易色法”：据格林纳达的哈吉介绍，把玫瑰花的根与茎的外皮剥开一部分，但不要割断，在其内填上靛青，然后用布与绳严密捆扎起来，再裹以黏土，这丛玫瑰就能开出蓝色的花朵。而大马士革有人把靛青融在水中，然后用那蓝汁天天浇灌玫瑰，也能开出蓝花。须知，在中国文献中，自唐末开始，就流传着把天然花卉变成蓝色的传说，其中，据宋人张邦基《墨庄漫录》所记，北宋宣和年间，洛阳的花匠们将特制的“药”埋在各种名贵白牡丹花的根部，到第二年，这些花株上开的花就是“浅碧色”即浅蓝色，称为“欧家碧”。生活于五代与宋初的孙光宪《北梦琐记》中记载，当时有一家染布坊喜欢把莲子浸在靛青大染缸的缸底，一年之后再取出种到庭池内，于是他家池中便年年开放着青莲花。显然，欧家碧与哈吉介绍的方法相近，而布坊青莲花则与大马士革蓝玫瑰花的方法相近。洛阳与格林纳达几乎相隔了整个欧亚大陆，两地出现非常接近的培养异色花卉的技术，这是巧合？还是存在着一种技术的传播？

　　《农书》也介绍了制作葡萄“摄里白”的方法，其中之一为，将盛有葡萄浓浆的瓶子沉浸在井内或水中数天，据说这样可以让成品长期保持甜度。无独有偶，宋人制作夏日饮料桂浆、木瓜汁的做法，也是把盛有浆料的瓶子沉入水中一段时间。二者之间是否有关联？

　　顺便说一下，西、法两种译本均将摄里白译为“（酿造）酒”，但是看书中所述，阿瓦姆提及的乃是葡萄汁熬炼成的浓甜饮料（参见本人的《托普卡比宫的摄里白》一文）。二十六章五节里写得很清楚，把葡萄汁在火上慢慢加热，“直到达到古剌卜（蔷薇露）摄里白的浓稠度”；将葡萄汁灌入玻璃容器，放在屋顶，经日晒而蒸发水分，“直到变得如同古剌卜摄里白”。六节则是直接介绍《纳巴提亚农书》中的摄里白做法，是把葡萄尽力晒干，然后榨出甜浆再晒，所得的摄里白会如煮成的摄里白一样甜。

　　在十六章，梨的保鲜法之一是将其置于蜂蜜里。随后又介绍了一个方法，西班牙语译本据阿拉伯语原文翻为“温和的甜酒，或说淡酒”；法文译本翻成“煮过的酒或冷葡萄浓汁”，都颇费解。其实，这一组词汇的意思应为：“甜味的稠浆，也就是浓缩的摄里白”。而相关的具体方式则是，把鲜梨浸泡在特别稠的摄里白内，从而长期保存。不难看出，书中介绍了两个相近的蜜饯方法，一用蜂蜜，一用摄里白。辨清这一细节并非全无意义，由此我们知道，葡萄等甜水果熬成的浓浆曾经作为蜂蜜、蔗糖浆的替代物，用来制作蜜饯。在蔗糖与蜂蜜都属于奢侈品的时代，人们发明了这一有效的对策，这无疑是甜味料的历史的重要一页。

　　《农书》毕竟是一部中世纪的作品，不可避免地相信很多可疑的技术手段。果树不结果怎么办？卡斯图斯和库萨马的对策都是两个男人一起到树下演一出小戏，一个轻轻敲打那棵树，说：“我要砍了你，你对我啥用没有！”另一个则假装好心地劝：“别这样，它明年就结出果子啦！”受到惊吓的果树第二年就会乖乖结果。据说各路理论家和实践家都肯定这一技术，名家亲证行之有效。

　　对古代军事爱好者，这部农业之书居然也提供了福利。将近卷终之时，在关于马的第三十三章中，第十一节为“如何带武器或不带武器地上马”，包括：“持矛上下马的方式”、“如何持盾上下马”、“后边同载一位骑士时如何上下马”、“当同时佩戴长矛、盾和佩刀时如何用刀”、“如何用马鞭控马”、“如何以佩刀作战”、“如何以长矛作战”，有着诸如“用刀时，一定要设法让对手处于你的右边；若是用矛则相反，让他位于你的左边”等详述。所以《农书》其实是乡村生活手册，一位乡绅可以在书中查到各种实用知识。翻阅这本著作，让人有种幻觉，仿佛看到了一位12世纪西班牙穆斯林贵族男性的人生，借助此书来写穿越到那个时代的“种田文”，绝对能唬人。甚至，我幻觉自己理解了“堂吉诃德”的生活背景，理解了桑丘，理解了，在勤勉的西班牙农人眼里，这一对儿是多么突兀可笑。

　　北方基督教王国在13世纪占领塞维利亚后，《农书》遭到长久的遗忘。法伊兹讲述了重新发现、介绍和翻译这部巨著的过程：《农书》的唯一一部完整书稿保留在埃斯科里亚尔（Escurial）修道院的王家图书馆，系写在棉纸上的手抄稿。1671年，图书馆遭人为纵火，目的就在于销毁保留在这里的阿拉伯书籍，但《农学》奇迹般地没有受到损害。及至18世纪，西班牙的重农主义运动试图重振本国农业，才把目光投向它，意识到“西班牙阿拉伯农学与精耕细作文化的关系”。此际出现了一位慷慨英雄何塞·邦凯立（Jose  Banqueri），他花了14年时间，把《农学》翻译成卡斯蒂利亚语（即西班牙语），于1802年出版。翻译工程无比艰辛，因为不仅要应对几百年前的阿拉伯语，还要处理农学的各方面琐碎知识，本该是跨学科团队的合作，这位博学的教士竟一人独立完成，无异骑士大战风车。因此，此译本虽然在后人看来不尽完美，但始终备受推崇。

　　半个世纪以后，法国殖民阿尔及利亚，需要更好地发掘新殖民地的生产潜力，由这个原因，《农学》激起了法国人的兴趣，他们希望其中的经验有助于“造就法属非洲的农业繁荣”，克雷芒-穆莱（Clément-Mullet）花费数年心血，依据阿拉伯文原本，翻译出法文版。借助西班牙文译本与法文译本，阿瓦姆及其《农书》得以享誉欧洲。

　　也许《农书》是个过于沉重的翻译工程，那么，至少可以把法伊兹的长篇导读先译过来。这篇导读不仅对《农书》进行了专业的分析，而且将其置于中世纪西班牙阿拉伯农学家的整体成就之中，勾画出10至12世纪安达卢斯农业的辉煌图景。阿瓦姆自己撰写的《农书》序言也值得单独翻译，他在序言中阐发了对农业和农学的思考，见解睿智，言辞优美，既是理论文章，也是动人的散文，在学术体例上的严谨尤其让人吃惊。序中引用了哈吉吉《丰足》的卷尾语：“是为了你，我的兄弟，我完成这项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