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多省市决定降低英语分数的比例。这种调整显现了地方的教育自主权，本无可非议，但它日益膨胀的精神背景却不可忽略——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崛起，民族主义叙事也开始兴起，支撑着渐趋保守的集体立场，英语降分就见证了后者越来越大的影响。

　　在全球化时代，语言担当着两种国际角色：既是民族精神的家，又是跨文化交往的手段。这两种角色既相互支持，又不无矛盾：没有相对连续的话语体系，一个民族就会在精神层面变得孱弱，但交往又要求人们在语言层面向世界开放。于是，每到文化博弈的关键时刻，保守主义思潮和多元主义思潮就会同时涌动，争夺各自的话语权。除非到了人类大同的时代，每个民族都要承受由此形成的张力。这是天命，也是文化生长的机制：保守意味着保护和守持，归根和返本，它可以保证民族魂魄不散；不开放则等于自我囚禁，最终丧失必要的活力和全景意识。只要民族精神健康地向上生长，这种博弈就会最终抵达“中和”之境——开放中的守持，守持中的开放。从这个角度看，保守主义和开放情怀都有其功能和价值。有害的是极端主义，是将单极价值普遍化的偏执。

　　遗憾的是，立场的局限往往会使博弈的一方自命为全体的代言人。早在五四时期，部分倡导西化者曾经认为：对传统文化放弃得越彻底，我们就越文明，就越是世界人。其中，最极端的语言学表述就是以拼音代替汉字。“文革”时对传统文化的横扫也属于此类极端行为。它造成了一种后果：离开了传统的支持，我们至少部分地空心化了，沦落为当代的野蛮人——汉语知识分子读不懂古汉语，大学校长念错字。更加吊诡的是，极端主义者貌似虔诚，但往往直接培育了相反的力量——当跷跷板的一端抵达最高点时，另一端就会替代其位置。恰在横扫传统的文化大革命中，一种同样激进的声音在中国升起：

　　我是中国人，何必学外文，

　　不学abc， 照样干革命。

　　后来，张铁生等延续了这个思路，开始对西方文化进行“大拒绝”。他们显然沉浸在一种激情中，忘记了“大拒绝”的后果：倘若我们既灭了汉语的传统，又不会外文，缺乏语言装备的我们又如何能有效地行动呢？

　　事实上，答案很快就显现在共和国的天空上。当“文革”时的问号还在很多人的头脑中回旋时，中国于20世纪70年代末再次启动现代化之旅，开始重新向世界展示开放的姿态。为了进行跨越民族——国家的交往，我们这个民族需要掌握外语的新型人才。在当下和美好的未来之间，外语是通向美好生活的中介。是否学已经不是个问题，问题是如何学好。

　　与此相应，英语培训升格为规模空前的文化产业，新东方等机构增值为市值数亿元的大公司。部分热爱母语的人不可避免地感到失落。他们开始声讨英语热，认为它已经切断了我们的生命之流，让我们沦落为无根的漂萍和空心人。于是，当年的疑问又开始回旋在部分知识分子的心中：作为轴心国的子民，我们拥有悠久、丰盈、瑰丽的文化传统，何必非得以言说外语为荣呢？早在世纪初，朱鲁子等人就开始声讨英语热，认为它已经异化为巨大的毒瘤，正在吞噬我们民族的财富。随着中国经济的崛起，中国人逐渐克服着绵延了一个多世纪的文化自卑感：或许，西方并非是现代奇迹的唯一源泉，东方完全可以与它比肩并立。在部分圈子里，流行的中心由河西转向了河东，国学热代替了西学热。各种各样的国学班进入了大学、培训机构、儿童的课堂。正是由于这种背景，北京等城市推出英语降分等举措。显然，已有的行动带有试探性质：看不见的手正在寻找底线，导演们密切观察博弈的各方做出反应，等待来自权力的敕令，以便决定最终的转向角度和转向程度。可以说，他们立起的风标还处于犹疑状态。大幕才刚刚拉开，剧情还远未展开。如果可能的话，它可能走向极端，甚至激发带有极端色彩的情绪。

　　然而，在全球化时代，闭关锁国只能使国人丧失改革开放的成果。民族复兴要求我们继续在全球化时代扮演积极的角色。作为地球村的公民，善于进行跨语言交流是活得更好的前提。

　　中国的持续振兴既需要民族主义，更需要全球视野和国际情怀。在全球化时代，过于狭隘的民族主义难以孕育出积极力量。在英语已经成为世界性交流媒介的情况下，我们没有必要固守母语/外语的二分法。从这个角度看，激进地减少英语分数绝非最佳策略——它既违背世界大势，又不符合中庸之道，只会释放出误导性的信号。

　　（作者系深圳大学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