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库是科学决策、民主决策的思想工厂和政策基地，是继行政、立法、司法、新闻之后的“第五种权力”载体。习近平同志在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六次会议强调，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重视专业化智库建设。新一届中央领导对智库建设的高密度、大强度关注，既是对智库建设的高度重视和满怀期冀，同时也为中国智库的健康、快速发展创造了良好时机。

　　一、深刻认识创新推进高水平新型城市智库建设的重要意义

　　智库正成为当今世界越来越受到重视的社会团体。随着全球发展中政治经济风险的加剧和各国在世界体系中竞争博弈的趋多，对于战略研究、情报分析、风险评估和政策设计愈加需要智库提供专业、及时、准确与必要的思想辅助和智力支持，为降低决策失败风险、实现帕累托最优决策贡献学者智慧。随着智库参与决策作用的日益增大和有关智库世界影响力评价的逐步开展，智库外交已经成为国家崛起中的软实力和巧实力，对外代表全球话语权争夺和全球事务决策影响的国家智商，对内增强决策信心，成为公共决策的思想工厂和政策基地。

　　智库建设已成为国家公共决策科学化民主化建设的重要环节。在2012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习近平同志指出，要健全决策咨询机制，按照服务决策、适度超前的原则，建设高质量智库。在2012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习近平同志指出，要健全决策咨询机制，按照服务决策、适度超前的原则，建设高质量智库。2013年4月15日，习近平同志对我国智库建设作出重要批示，是中央领导同志专门就智库建设所作出的最为明确、内涵最丰富的一次批示。2014年2月，教育部发布《中国特色新型高校智库建设推进计划》，7月在经济形势专家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了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重要性。十八届四中全会审议了《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提出“要从推动科学决策、民主决策，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增强国家软实力的战略高度，把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作为一项重大而紧迫的任务切实抓好。”

　　二、以创新的理念对待新型城市人才智库建设

　　一是满足城市治理能力与治理体系现代化对高水平智库的需要。智库是城市治理和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从治理体系多元化角度讲，智库丰富了社会不同群体参与政府公共决策的渠道，有助于通过协商民主的新型参与方式提升公共决策的程序民主化和科学化水平。从治理能力现代化角度讲，智库是公共决策体制的外脑，其发展内在地体现了特定区域的文明开化和社会开放程度、知识精英储备的社会效应和社会效果。智库的建设有助于国家或城市治理能力的法治化和科学化，并且通过对创新人才、思想和重要信息的储备形成治理能力不断升级的动力机制。从治理水平现代化角度讲，智库是高水平专家学者的聚集地，他们的专业素养和现代决策分析能力有助于为具体问题的主动防控提供前瞻性预测解决方案，也有助于对具体的解决提供满意方案或优化方案。

　　二是契合城市改革发展决策对人才智库的需要和依赖。2014年是全面深化改革元年，此次改革的系统性、协调性、复杂性决定了改革发展决策要考虑的因素会涉及到方方面面，如何使得每一项改革举措能够攻坚克难同时又保证社会整体平稳，这对公共决策的全局性、前瞻性、战略性、综合性和长期性等目标的实现提出了更高、更为急迫的要求。此外，身处风险社会，社会风险的发生频度高、燃点低，公共决策对前瞻性、预见性和及时性的要求也必须相应提高；身处多元社会，多元主体利益的兼顾和统筹难度变大、问题变多，公共决策需要不断增强针对性和实效性；身处新媒体社会，舆情环境在新旧媒体的共振效应下显得更加复杂多变且诉求多元，社会公众对涉及自身利益决策的透明性、公开性变得更加关注。上述这些新的形势和变化强化了社会各界对决策科学化、民主化的客观需要，也使得改革发展决策更加需要和更加依赖智库。这也正如习近平同志所言，“改革发展任务越是艰巨繁重，越需要强大的智力支持。”

　　三、以创新的思维推进高水平新型城市人才智库建设

　　一是城市智库建设水平的关键和核心在于人才。人才自身的成长、发展和使用具有一定的规律性，尤其是在智库人才相对社会化、市场化的背景下，如何聚才借智必须既要考虑规律，还要创新体制。建立智库人才流动机制，定期推行专家学者更新，吸引智库外有思想活力、有实践经验、有政策研究能力但尚未加入智库的专业人士加入到智库人才队伍中来，既有利于保证人才专家队伍建设的可持续性，也有利于尽可能降低公共决策专家咨询的风险。针对智库人才队伍的特殊性，人才智库建设要更加重视建立智库与决策、行政部门之间交流机制。智库人才的选择不仅要考虑高校科研院所的专家学者，也要考虑在一线工作的专家型领导；既要考虑某一决策相关具体领域方面的专家，也要考虑行政学、公共管理学等相关公共决策领域的专家。这样有利于公共决策的创新探索，也有利于最终的落实执行。此外，要合理区分顾问和智库人才使用上的差异，智库重点是不定期针对遇到的全局性、宏观性、趋势性问题进行专题探讨和宏观性意见，而法律更多是探讨具体问题和个案，如果忽视了二者的差异，那就失去了人才智库的建设意义。

　　二是创造组织形式，推动官方人才智库建设。城市官方人才智库建设具有自身的优势，官方智库在决策基础信息资源上既有“通天渠道”，也能很好化解政府决策咨询中的信息保密难题。因为正常情况下，要求保密或带有一定密级的信息咨询会使得咨询的专家圈只能封闭在官方智库的小范围内进行，外部智库无法知晓议题、了解内容，自然无法进行观点研究和内容评判。但与此同时，官方智库自身往往承担着众多政策解读、评估等任务，对官方智库人才需求的供需成为一种突出矛盾。建议官方智库在组织形式上打造“小实体、中联盟、大网络”的形式，利用“小实体”做好自身研究，利用“中联盟”推进同类的部分官方研究机构联合形成有更大影响力的官方智库品牌；利用“大网络”推进智库之间的联系协作来推动国内智库的整体发展，并使得自身在广泛协作中提升能力、提高水平。要统筹推进党政部门、社科院系统、党校系统、行政学院系统、高校系统、军队系统、国有企业系统的官方人才智库建设，特别是强化党委政府政策研究室、社科院和党校行政学院的决策咨询功能，形成中国特色的高水平人才智库体系。

　　四、以创新的手段加快高水平新型城市人才智库建设

　　习近平同志对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曾经提出“四个坚持”，即坚持党的领导，把握正确导向；坚持科学精神，鼓励大胆探索；坚持围绕大局，服务中心工作；坚持改革创新，规范发展。这表明，智库建设将切实提上党政决策的议事日程，成为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战略举措给予高度重视。

　　一是城市智库研究要建立科学的选题机制。强化重要内容研究的战略前置，实现自身主动服务能力和前瞻判断能力的提升。建立重点内容的跟踪研究机制，以问题为导向，公共决策的难点问题在哪里，重点研究的阵地就在哪里，形成适应决策需求动态变化的专业化复合能力。人才智库自身要创造一流的咨询服务机制，要积极靠上，与政府决策形成联合攻关和协作共享，主动服务并提供多元化的服务产品。建立优质智库成果的供给机制，围绕政府职能转变、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依法行政、政府绩效管理、行政问责等重大问题，多出有价值的一流智库成果。积极参与政府决策科学化、民主化的建设进程，发挥自身优势，研究改革决策，推进改革方案、举措的合法性论证，做到重大改革民主参与、于法有据、改革先行先试具备充分论证和依法授权、立法主动适应改革发展需要，将人才智库引入公共决策的科学化进程中，建立起科学的制度化的公共决策体制。

　　二是建立有利于保持人才智库独立性发展的资助政策。鼓励社会资本、智库发展基金以及各种支持智库研究的私营基金和信托基金支持智库研究计划、研究项目，对捐赠智库的资金给予税收减免优惠。建立人才智库评价体系，对民间城市人才智库进行评级，对于评级等级较高的智库进行奖励性支持。建立智库发展基金或争取在相关研究计划中设置智库研究项目，推动民间人才智库研究水平的提升。鼓励民间人才智库按照非营利性组织进行定位和企业注册，并且在注册便利化给予支持；对民间智库获得政府研究课题给予公平的竞争机会，支持其参与竞争，靠项目竞争获得经费。允许民间智库建立参与公共决策咨询服务决策专报，建立民间智库成果向决策者提报的畅通渠道；鼓励民间智库遵守法律法规、把握正确导向，打造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民间智库群。建立人才智库国际交流合作体系，推动智库外交，发挥智库国际交往对软实力的提升作用，建成一批具有较大影响和国际影响力的高端化、专业化人才智库，服务中国崛起。

　　三是探索建立智库人才的科学遴选机制。智库人才的选拔和培育必须着眼于新时期智库人才培育需求的最新变化。创新发现机制和遴选通道是新型智库人才培育和新型人才智库构建的关键环节。切实改变原有专家库建设中过度依赖部门推荐的方式，建立智库人才自主推荐和部门推荐相结合、智库负责发现和选拔的新模式。打破智库人才或智库专家遴选时唯资历唯职位的既有弊端，改变智库专家中有职务优先、高职称优先的智库人才的认知旧知，坚持所有智库专家的选择以应用研究水平、决策服务能力的前期成果为核心评价标准。推动智库人才形成先育专家再育跨界专家的形成模式，着力围绕特色领域培育行业智库专家。建立智库人才评价体系，着力为智库人才的遴选提供一个量化标准，推进智库人才发现机制进入科学化轨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