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马非马”是战国时期名家诸子所普遍讨论的辩题，这就是苏秦所说：“形名之家皆曰‘白马非马’也。”（《战国策·赵策二》）名家大师公孙龙对这一辩题尤其擅长，甚至达到“困百家之知，穷众口之辩”（《庄子·秋水》）、“人不能屈”（《新论·离事》）的境界。但是对于公孙龙甚至整个名家如此重要的一个辩题，历来却酷评如潮。正如谭戒甫所说：“周秦而下，凡评议之涉乎此学者，大率目为淫辞诡辩，将惑俗而害治；及其至也，几欲取其书而火之。”（《公孙龙子形名发微·评证》）总览历代酷评，其理由不外乎两个方面：一是从名与实的关系上来说，酷评者认为“白马非马”之辩是“用名以乱实”（《荀子·正名》），违反了名实相符的认知常识；二是从理论的实际功效上来说，酷评者认为“白马非马”之辩“不以功用为的”（《韩非子·外储说左上》），“无益于治”（《论衡·案书》），对国家治理没有现实意义。

　　那么，公孙龙是如何来论证“白马非马”的呢？《公孙龙子·白马论》共有五组问答，其中第一组最为关键。公孙龙在这组问答中说道：“马者，所以命形也；白者，所以命色也。命色者非命形也，故曰白马非马。”在公孙龙的这个论证中，马、白、白马不是日常生活中的三种实物，而是三个不同的概念（名）：马是一个表示形状的概念，白是一个表示颜色的概念，白马是一个表示形状与颜色的概念。白不再是一个表示修饰的形容词，不再是对马的修饰，而是与马并列的一个独立的概念。或者说，白、马、白马是三个各自具有独立意义的概念，这三者的关系不是种属关系或包含关系，而是并列关系。并列关系就意味着彼此之间具有排斥性与差异性，由此而言，“白马非马”是完全成立的。所以有人据此也编了一个故事：公孙龙骑白马过关，关吏不许，因为马不能过关；公孙龙说白马非马，于是“直而后过也”（刘昞《人物志·材理注》）。

　　必须指出，“白马非马”的论证思维与日常思维是完全不一样的。在日常思维中，人们一看到一个名，立即联想到这个名所对应的实，这就是“循名责实”。当人们一听到“马”这个词，人们脑海中首先呈现的是一个“四足，无角，项有鬛，尾有鬃”的动物（谭戒甫《公孙龙子形名发微》前言）。一听到“白马”这个词，脑海中首先呈现的是一匹白色的马，熟悉《西游记》的人甚至会联想到唐僧的坐骑白龙马。在日常思维中，马是现实生活中的一种动物，白马即现实生活中白色的马。在这种思维中，白是对马的修饰，白色的马与马是种与属的关系，所以白马当然是马，相反“白马非马”就不能成立了。如果一个名与实相应，就是名副其实；如果不相应，就是名不副实。这种思维追求的最佳状态是墨家所说的“名实耦合”（《墨子·经说上》），即名与实完全对应。但是“白马非马”的论证思维与此完全不同。“白马非马”的论证思维是有意识地将名与实暂时脱离关系，从而斩断了日常思维中名与实的直接联系；并且只关注于名，暂时不思考实，更不关心名与实的关系，不关心名与实是否相符。在这种思维下，白马与马只是两个不同的名，所以都只能从名的角度来思考，而不能从实来思考，更不能将这些名与日常生活中的实物对应起来思考。“名家”之所以为“名家”，也正是因为他们只从名本身来思考问题。

　　名就是概念，是一种观念性的东西。从以上分析来看，“白马非马”的论证思维可以说完全是一种概念游戏，是一种“观念游戏”（郭沫若《十批判书》）。这种概念游戏无关于实物，如果把这种概念硬套在实物上，很容易出现荀子所说的“以名乱实”的现象。同时，这种观念游戏也无关于国治民安，从这个意义上说，“白马非马”当然是“不以功用为的”“无益于治”的。但是由于“诸子之学皆起于救时之弊”（胡适《诸子不出于王官论》），先秦诸子的兴起都为了要救治时弊，“白马非马”这种概念游戏、观念游戏既不关注实物，也不关心时事，当然会受到注重实用的各家诸子的猛烈批判。

　　但是从另一个方面来看，“白马非马”这种概念游戏能够训练人的抽象思维能力，进而形成一种纯粹思辨活动。当一种思维完全着眼于名或概念时，会引导人们思考各个概念的确切含义、概念与概念之间的关系，以及人们运用这些概念时是否真实地表达了自己的思想。这其实是一种对思想进行思想的纯粹思辨活动。在“白马非马”之辩中，白马与马两个概念是两个易于指向现实的概念，如果说这是公孙龙有意用这种概念来夸大名与实的张力，夸大名家思维与常识思维的矛盾，那么后来魏晋玄学家们通过“有”“无”等纯粹概念进行的言意之辩，就已经是非常高级的思辨活动了。这种纯粹思辨活动如果能够进一步形式化、规范化，就会形成一套知识论与逻辑学。由此而言，从战国名家的“白马非马”之辩到魏晋玄学家的言意之辩确实“是中国思想史之一大转进”（唐君毅《中国哲学原论·导论篇》）。

　　总之，先秦名家“白马非马”的论证思维非但不应被扣上“淫辞诡辩”之类的帽子，甚至可以说这一思维还为中国哲学提供了一条通往纯粹思辨的思想路径。这是先秦名家对中国思想史的一大贡献。但由于诸多原因，名家在先秦只是昙花一现，这条道路也就没有得到进一步发展。这不能不说是中国思想史上的一大缺憾。（作者单位：华侨大学生活哲学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