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太空同样面临着“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和“治理赤字”三个大问题。为避免作为国际公地的太空陷于“公地悲剧”，使太空成为真正的“全人类共同遗产”，中国立足人类命运共同体，推动各国利用太空、享受太空带来的红利，开创合作共赢的治理范式，彰显中国的大国担当。

　　自从人类迈进太空时代以来，人类对太空的依赖程度越来越高。随着太空和太空技术在政治、军事、社会、文化、环保等领域的作用越来越明显，各国越来越重视太空开发。

国际太空的新面貌

　　首先，太空走向多级化。随着太空技术的扩散，以及太空商业发展，越来越多的行为体走向太空，享受太空红利。目前，大约有70个行为体拥有卫星，遍布亚、欧、美、非、大洋洲，而且亚洲出现太空行为体崛起的景象。这有别于冷战时代美苏平分秋色、其他国家点缀的情形。

　　如果以具体卫星、深空探测来看，太空多极化更为明显。冷战时代只有美苏两家拥有定位导航卫星。目前，发展此类卫星的行为体除了美俄外，还有中国、欧洲、印度、日本，是冷战时代的3倍。冷战时代，美苏几乎垄断了深空探测，而冷战结束后，中、俄、印、日、欧等行为体掀起了新一轮探月高潮。

　　其次，太空商业化日益明显。太空商业化表现为太空商业运用范围扩大，超越了传统的军事领域和公共政策领域。目前私人太空公司纷纷成立，其中以美国太空探索公司（Space X）和蓝色起源等公司为代表。这些公司发展太空旅游，进行太空采矿，开发天基能源等新业务；发展“太空+互联网”，准备发射几千颗卫星，为全球提供免费的互联网服务。为适应这种新情况，美国和欧洲一些国家通过法律，为太空商业发展提供法律保障。

　　再次，太空武器化也越来越严重。太空技术本身就是军民双用技术。冷战时代美苏相互进行太空军备竞赛，开启了太空军事化与太空武器化。而且太空军事化和武器化并没有随着冷战的结束而缓解，反而出现新情况。太空军事化和武器化呈现加速趋势。

　　上述三种情况导致太空进入了拥挤（congested）、竞争（competitive）、争斗（contested）的“3 C”时代，严重影响了卫星安全进出太空、在轨安全运转，进而给太空的可持续利用造成威胁。也就是太空面临着“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和“治理赤字”三个大问题。

解决太空“赤字”任务紧迫

　　面临上述“3 C”情况，解决太空领域的“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和“治理赤字”问题，如何让卫星安全进入太空并安全运转，同时免受人为攻击，确保太空可持续利用，让国际社会共享太空红利，这是国际社会需要解决的大问题。

　　诞生于冷战时代的有关国际太空法律机制，无法约束太空军事化和武器化。《外层空间条约》只是禁止在太空部署核武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并没有禁止其他类型的武器。一些国家正是利用太空法律机制的漏洞，谋求各类反卫星武器。更重要的是，太空法律机制并没有严格限定“和平”利用太空，导致一些国家从宽解释“和平”利用，并不等同于“非军事”利用，而且在实践中，国际社会并没有反对美国等西方国家在冷战结束前后历次战争中使用太空，等于默认了太空军事化、武器化是合法的。

　　冷战时代的国际太空法机制被有关国家以国内法化解于无形。冷战时代所确立的国际太空法律机制主要针对是国家行为体，禁止国家行为体对太空资源、星体进行垄断或提出主权诉求。但是美欧一些国家（如比利时）颁布法律，允许私人公司获取太空各种权利，包括对星体拥有所有权（产权），变相地为这些国家谋求星体等太空主权。

　　面对上述太空治理赤字、发展赤字与和平赤字，有关行为体，包括国际组织、智库提出各种治理规则倡议。在吸收了著名智库想法之后，欧盟2008年提出了国际太空行为准则，为此进行了广泛的外交努力，并先后几次修改文本，获得西方国家认同。为了争夺规则制定权，美国也公布了一个太空行为准则，可惜“曲高和寡”，最后回到支持欧盟的立场上。但是欧盟的太空行为准则倡议并没有禁止太空武器化，甚至为太空武器化打开了方便之门。

　　经过多年的酝酿和筹划，联合国和平利用外层空间委员会科技小组委员会2010年发起太空可持续利用倡议，于2016年形成第一套规则建议。第二套规则建议正在进行之中。该委员会计划将于2018年6月形成一个准则指南纲要。这些准则倡议，是联合国政府专家组提出的太空透明与信任建设机制的有益补充。

　　在太空法律机制方面，针对太空资源开发、国际法适用太空军事化、武器化问题，学术界和智库进行着探索尝试。2014年荷兰莱登大学国际航天航空法研究所力图确立太空资源开发活动的治理基础。2016年加拿大麦吉尔大学航空航天法研究所力图澄清适用于太空武装冲突的现有法律及其盲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