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今天，符号生产对社会的作用比以往任何时期都更为重要。不仅精神生产是符号生产，而且物质生产如商品生产，也越来越向符号生产加速跃进。可以说，信息社会就是符号社会，数码经济就是符号经济，网络时代就是符号冗余、符号爆炸、符号一统天下的时代。人工智能的飞速发展，则是符号的升级换代，是符号从人的外在空间向人的思维、心智、情感等内在空间拓展。一个全面符号化的社会，在第四次工业革命风暴的裹挟下，正以席卷全球的规模和一日千里的速度扑面而来。正是在这样的深刻背景下，今天的一切竞争，无论是政治的、经济的、科技的、军事的，还是教育的、文化的、生态的，都不可避免地体现为符号竞争。谁精通符号生产与运作的规律，谁就拥有符号资源的主动权。

　　党的十九大明确了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里所说的美好生活，不仅包括物质的，还包括精神的，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对符号的需要。统而言之，从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中国经济从高速度向高质量发展转型，抢占世界经济发展高地；到抵制各种文化殖民，争取世界话语权，建立文化强国；再到掌控意义生产的标准和规则，发出中国声音，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方案，无一不与符号生产相关。由此，重视、加强、大力发展和提升符号生产力，就成为新时代中国社会发展的当务之急。相应的，在理论上推进中国马克思主义符号学的构建迫在眉睫。

　　二

　　从符号学进入经济社会分析，本身就是经典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方法论。尽管符号学的现代形态在二十世纪一二十年代才由索绪尔、皮尔斯、赵元任等人所奠定，为日后的莫里斯、格雷马斯、巴尔特、艾柯、西比奥克等人所发展。但众所周知，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篇《商品与货币》中就明确提出“每个商品都是一个符号”。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他更是强调，商品的交换只能“通过某个符号而实现”“在纯经济存在中，商品是生产关系的单纯符号、字母，是它自身价值的单纯符号”。马克思正是将商品这个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细胞视为符号，看作意义的载体，当作社会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连结点，才发现了商品与剩余价值、商品与货币、商品与意识形态、商品与异化劳动、商品与人类社会发展等等之间的秘密，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规律，建立了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大厦。符号构成世界的思想，同样贯穿于经典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全部学说。在马克思那里，符号无疑是物质与精神、存在与意识、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联结物和必要中介。

　　在西方，一大批马克思主义者运用符号学的方法，对当代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的诸多方面，进行了持久而深入的观察、研究和批判。活跃在20世纪上半叶的有俄国的巴赫金、伏罗辛诺夫等；20世纪下半叶，则有美国的詹姆逊，法国的鲍德里亚、德勒兹，英国的贝内特，爱沙尼亚的洛特曼、伊凡诺夫，东德的克劳斯，波兰的沙夫、佩尔茨，南斯拉夫的马尔科维奇，奥地利的伯纳德，意大利的罗西-兰迪。近年来则有美国的伯吉森、科克尔曼、温纳林德，英国的杰索普、克雷斯、霍奇等等。他们进入马克思主义符号学的方式各有不同，对经济社会的分析也各有千秋。但从总体上看，西方马克思主义符号学的经济社会分析却走偏了路子。比如鲍德里亚的《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就“以符号生产和抽象的差异性社会关系，彻底取代了马克思所强调的前提性的社会物质生产结构”。法兰克福学派、阿尔都塞主义、葛兰西霸权理论，以及后马克思主义的文化研究，都已注意到文化资本、符号资本、象征资本等在社会生产、生活中的重要作用，但大都以单纯的文化批判取代物质的批判，以意识形态分析、话语分析取代具体的商品分析。我们要构建的中国马克思主义符号学要从唯物史观出发，强调以商品的政治经济学分析为基础，进而去分析意识形态、文化等符号世界的本质与发展，在理路上与西方马克思主义符号学有根本区别。

　　虽然西方马克思主义符号学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就已经引起了中国学者们的注意，但中国马克思主义符号学一直没有真正构建起来。如学者章建刚认为“符号概念将从实践概念那里获得其最基本的含义”“已完全有可能改造各种符号概念并进而构建一个符号理论体系”“确立一个符合马克思主义的符号概念”。他认为“一种马克思主义的符号学已经是可能的并经过相当严格规定了的，已经具有充分扩展的巨大可能性，剩下的应该是艰苦细致的构建工作。”可惜这项工作在当时并未得到展开。

　　三

　　构建中国马克思主义符号学，必须秉持建设性与批判性相统一的立场。一方面要重视和善待符号，深刻把握符号生产和运动的规律，全面发挥符号推动社会进步的作用。另一方面，又要继承经典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性传统，清醒认识人类社会从异化劳动、异化消费，到异化符号消费的历史事实，深入辨析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活中的种种符号异化现象，为避免符号灾变提供理论预警和理论指导。中国马克思主义符号学，必须集建设性与批判性于一身，立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回应当代中国的实际关切，遵循学术理性，坚持回到经典马克思主义的商品分析、经济基础、社会关系和未来朝向，为大力发展中国的符号生产力，提供马克思主义符号学理论支持。

　　（作者：唐小林，系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教授、符号学与传媒学研究所副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