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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改变命运的考研

朱嘉明
2018-07-23 13:56:54  来源:新京报

  改革开放40年——1978:让现实告诉未来

  离家十年,从18岁到28岁,我终于回到北京,成为中国社会科学院首届研究生。从此,便是生命的另一个篇章。

  在我这大半生里,几个逢8的年份,似乎都比较要紧:1958年上小学,1968年上山下乡,又过了十年,1978年5月15-16日,我参加中国社会科学院首届研究生考试,它也是“文革”后,中国教育体系恢复招考研究生的首届考试。我被录取。那场改变我命运的考试日子,距离今天,整整四十周年。

  特殊机缘,读了很多想读的书

  “文革”爆发时,我正读初二,属于“文革”前“老三届”中的“老初二”。我的中学是北京第十三中学(原辅仁大学附属男中)。从1966年6月,我们的正规学业被迫中断,到1968年夏天上山下乡,经过务农、做工,再考取研究生回北京,前后12年时间。

  能在1978年以“同等学力”考取研究生,是我的“幸运”,而这“幸运”的底部,则透着个人命运和国家命运的沉重。

  后来回想,所谓“幸运”,与我在“文革”期间一直有书读,有一定自学条件,关系极大。在全国青少年不能在学校里正常读书的情况下,从找书读书的机会上来说,一般而言,北京的孩子好于北京之外;大城市好于小城市;北京的孩子中,重点中学的更好些,因为之前已经有了读书圈。

  从“文革”开始到上山下乡,我除了读到商务印书馆的汉译名著,还侥幸地碰上了几个图书馆和一些供书给我看的人。比如,1968年4月读维纳的《控制论》(科学出版社,1962年)是我们学校高二的张宝环借给我的;而读德热拉斯的《新阶级》(世界知识出版社,1963年)则是高三的吉广文借给我的。

  1968年,我先去了西藏。全北京去那儿的也就三十余人,分别来自四中、北大附中、清华附中、101中学、丰盛女中、十三中等几所中学,以高中生为主,都是好学生。他们每人大约带有上百本书,不重样,从量上说,凑在一起,是一个相当可观的“图书馆”。像毕达哥拉斯,我就是在那儿读到的。

  转年,我又去了黑龙江东北生产建设兵团,先在4师43团2营8连,后被调到师部政治部宣传科。4师师部所在地是八一农垦大学,这所农垦大学的图书馆成了我读书的地方。再之后,因战友刘培的妈妈是全国新华书店总店负责人,从他这个渠道,我几乎读了全部找得着的内部书籍。

  总的来说,不管“上山下乡”吃过什么苦,大体上,因为特殊的机缘,在我个人的小世界里,并非是寸草不生、精神荒漠的岁月。

  跳过大学,直接考研究生

  1975年12月,我离开东北,来到交通部航务工程局青岛工程处。该工程处负责修建山东半岛北起烟台,南到江苏北部的海港。我被分配到了胶南县一个叫“小口子”的地方,参加最早期的海军基地建设。我属于实习工人,每月26元工资。

  从1977年下半年到1978年初,我在小口子劳动之余,还精力旺盛地一边读《李自成》(中国青年出版社,1976年)、《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商务印书馆,1960年)等杂书,一边完成一部40万字书稿《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后来才知道孙冶方、于光远、薛暮桥他们曾历数十年试图写出《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我那时一个小青工,没有任何学术训练,无知无畏,敢想敢写,毫无功利目的,自发而写。虽然这部书稿谈不上什么学术价值,但是,它促使我把广义的政治经济学自学了一遍,也把中国国民经济按行业、按部门梳理了一遍,对我自己来讲,这是全方位高强度的一次自学和自我训练。比如,在书里,我还涉及了工业和企业管理。

  我发现,在各种条件下读的书,不在于读得多么精,也不在于是不是囫囵吞枣,在适当年龄,大面积地读书,可以化进血液里。当需要的时候,知识和思想的积累就会自然而然地调动出来,并形成张力。这个写作,无疑对我后来报考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类研究生是一场充足的准备。

  1977年下半年,恢复高考的消息飞飞扬扬。身处偏僻之地,十分孤单。也不知为什么,我决定要直接考研究生,而不是考大学。可能是觉得自己被耽误的时间太多,已经27岁了。当得知中国社会科学院招生的消息时,选什么专业,第一轮进入我视野的有三个方向,一是自然辩证法;二是美学;三是经济学。至于为什么报考工业经济研究所?确实有实业救国的想法,觉得中国要实现现代化,需要完成工业化,需要改善企业管理。无论是在东北兵团还是在山东航务二处,我都考虑过管理、组织,提高生产效率等问题。

  离家十年,终于回到北京

  工业经济研究所尚在筹备和初创,有些工作在形式上是以经济研究所名义,例如,我收到的通知多是经济所的公章,信封也是经济所的。而实际招生工作其实还是工业经济研究所做的。后来得知,从出题、阅卷到复试、录取,主要由陆斐文、曾延伟、吴家骏三位老师承担。

  为了报名,我还专门去照相馆照了张相。而在复习功课中,对我帮助很大的就是马洪主编的《国营工业企业管理》。最后得分最高的科目是“工业经济学”。应该说,我准备的范围和基础远远大于考试题目的范围。最差的是英文,但那年英文考试可以带字典。

  在胶南县乡下,谁都不知道研究生是怎么回事,大家以为,相当于考状元吧,既然我要考,那你就试试去。单位在为我报考开介绍信上面都挺爽快。人家也不认为我能考上。

  一个月后,复试通知寄到了小口子工地的单位工会。那天我在很远的地方干活。只听高音喇叭里反复广播:“朱嘉明,你的复试通知到了。”工会干部未经本人许可,就把信拆了。大家都为我高兴。

  三个月之后复试。复试着实不那么简单,竟然持续了一周,有口试有笔试。社科院还给我们这些来自全国四面八方的考生安排了参观纪念堂和周恩来展览。到了9月份,终于等来了录取通知书。录取通知书到单位那天,我又是在远处工地上干活儿,从大喇叭广播里听到了好消息。食堂为我准备了酒菜,大家乐呵了很久。遗憾的是,40年间,我再也没有回过“小口子”,当年的朋友们也没有机会再聚。

  1978年首届研究生,一是要求同等学力;二是年龄放宽到1935年1月1日。在那种情况下,要想脱颖而出实在不易。我们班考生中,年纪最大的出生于30年代,近40岁;最小的出生于50年代,20多岁。其中多数是“文革”前老大学生,或“文革”期间的工农兵学员,还有的有些家学或与学部有些家族渊源,似乎他们的底子比我这个“老初二”好。

  1978年10月5日,我去学校报到了。那时,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还没有自己的校舍,借用北师大的房子。离家十年,从18岁到28岁,终于回到北京,成为中国社会科学院首届研究生。从此,便是生命的另一个篇章。

  

编辑:张苇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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