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5年11月2日国立艺术专门学校成立，闻一多参与筹备，并担任美术史课老师，这应该是闻一多教书生涯的开始。后来成为作家的安娥在1946年9月2号出版的《月刊》第2卷第2期写有《哭忆闻一多师》，“那天上美术史课的时候，一位年轻的教授穿着长褂子，挟着几本书来了。他一声没有响，坐下来就讲他的书。似乎不是所想象的唯美诗人闻一多，他健康，浓眉，密发，锐亮的眼睛，高鼻子，微黑带赤的面色，讲书的时候，不管学生，声音低而沉静”，“上了很多课以后，他似乎也不认得学生，而学生更不注意他”。单从安娥的回忆来看，当时刚从美国留学回国的年仅27岁的闻一多，不声不响地上课，并未引起学生太多的关注，当然他自己好像也没有走近学生的心思。但这种情况并非一成不变的。

　　1932年8月，闻一多开始担任清华大学中国文学系教授。吴组缃1986年12月31日在接受闻一多的孙子闻黎明访问时提到，1933年他在清华读书时，“一次课上先生讲训诂，认为‘振’‘娠’互通，赖天缦同学认为先生讲的没有根据，先生很生气，发了脾气，说：‘你说该怎么讲？’我在一边笑了，先生说：‘你笑什么？’我说：‘你说不同的意见可以讲，人家讲了你又发脾气。’课上不下去，闻先生也一周没来上课。后来，先生到教室，见没有人，又去宿舍让我们上课去”。作为老师的闻一多，因为学生的几句刺耳的话一周不上课，后来又特意去宿舍找学生上课，闻一多就是这样特立独行。当然学生起哄也是有原因的，在三十年代，新文学作家讲授古代文学的资格饱受质疑，正如吴组缃所言，“闻先生的文人气质很浓，他是新诗人，却讲古代文学，所以总觉得同学不满意。那时，清华同学与老师年龄相差不太多，有的已在刊物上发表过文章，因此认为自己不比老师差。再说当时文学史上占统治地位的是古代文学，朱自清讲中国新文学研究，有很多人反对。同学们中间确实有人存有闻先生是新月派，教不了古代文学的想法”。

　　闻一多在西南联大教书时，主讲“诗经”“楚辞”“古代神话”“唐诗”等课程。郑临川回忆闻一多讲唐诗的场景，“上课前，先生长衫布履，手提一只褪了色的旧布袋，目光炯炯地走进教堂，端了一张空着的木椅坐下来，然后把布袋挂在椅背上，从容掏出那只似乎是自己用竹根雕制成的小烟斗，装上烟丝，静静地抽着休息”，“上课铃一响，就立刻收拾好烟斗，从口袋里抽出讲稿，温文地打开，开始了妙语如珠的课堂教学。那美髯飘拂的丰姿，恰似一座神采奕奕的绝妙的诗人艺术塑像，特别是讲到得意处而掀髯大笑的时候，那光景更动人了”，“讲课时，不是照念讲稿，而是像进入了角色的演员，通过熟练生动的台词，把剧中人物活生生地展现在观众面前，语言是那么精炼、形象而又富于诗意”，“他讲时代背景像讲自己切身的生活经历；讲诗人活动像讲熟识朋友的趣闻轶事；分析作品又像变成了诗人的化身在叙述这篇作品的创作过程”。

　　汪曾祺回忆闻一多讲“楚辞”和“古代神话”时的趣事，“闻先生点燃烟斗，我们能抽烟的也点着了烟（闻先生的课可以抽烟的），闻先生打开笔记，开讲：‘痛饮酒，熟读《离骚》，乃可以为名士。’闻先生的笔记本很大，长一尺有半，宽近一尺，是写在特制的毛边纸稿纸上的。字是正楷，字体略长，一笔不苟”，闻一多教古代神话，“图文并茂”，“他用整张的毛边纸墨画出伏羲、女娲的各种画像，用摁钉钉在黑板上，口讲指画，有声有色，条理严密，文采斐然，高低抑扬，引人入胜。闻先生是一个好演员。伏羲女娲，本来是相当枯燥的课题，但听闻先生讲课让人感到一种美，思想的美，逻辑的美，才华的美”。《毛诗序》曰：“咏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闻一多放浪形骸至斯，整个课堂就如一幕精彩的舞台剧，他潇洒地表演、自如地指挥，所有的话语、形体、激情都让人心潮跌宕，叹服不已。

　　闻一多1943年11月开始在中法大学兼课，讲授中国文学史。徐知勉回忆，闻一多“住在郊区司家营文科所，每逢上课他得起早乘车到西站，然后绕着沿城马路过来，但从来没有缺过一次课”。住处离上课地方远，但闻一多不怕折腾，依然风雨兼程，从不缺席。虽然是兼课，但他专门写有讲授提纲，“今存先生手稿中，有在该校讲课时的讲授提纲，题签上写着‘中国文学史稿’六个字”。

　　有人批评闻一多“讲课太过戏剧化，如演文明戏”，在笔者看来，这哪是缺点，分明是闻一多讲课的特色所在。闻一多天生是诗人、爱国志士、民主战士，他要的是热情、是力量、是火一样的生命，这种气质使他即使在课堂上也表现得淋漓尽致。一沟绝望的死水，断不是美的所在，吐故纳新、汪洋恣肆的大海方显无限生机。闻一多无愧为最出色的课堂舞台设计者。

　　 （作者：宫立，系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