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太宰之水的逝去与回流：津岛佑子

　　相较于森茉莉孜孜不倦地书写对鸥外的依恋，对太宰治（本名津岛修治，1909年—1948年，后简称“太宰”）之女津岛佑子（1947年—2016年，后简称“津岛”）来说，父亲却是如同禁忌般的存在。

　　津岛于大学时代开始从事文学创作，一出手便引起文坛的注意，并很快地以《孕育狐狸》一作，获得芥川奖的提名。然而，其早期作品流露出的沉滞凝重，却很难让人察觉到是出自于一个豆蔻少女之手。在与小川国夫的对谈《关于地缘》中，被问及最初开始写小说的动机时，津岛表示主要是因无法继续忍受“罪犯之子”的这种心理重负。而这一心理重负，或许就是其早期作品显得沉滞凝重之因。

　　津岛背负着这种“罪犯之子”的心理重负，主要因为她的父亲太宰。1948年，也就是津岛出生的第二年，太宰在东京玉川和情人殉情自杀。而在此之前，太宰曾经自杀未遂4次，其中一次造成与其一同自杀的情人死亡。

　　当然，对幼年的津岛来说，她对父亲的反复自杀和最终离世，没有任何感觉和记忆。懂事之后，“父亲之死”遂成为她心中一个待解的谜团。然而，有关父亲的一切在家族中却被视为禁忌，母亲亦从未告诉她父亲去世的原因。即便如此，她始终还是希望能有个人告诉她真相。到了读幼儿园时，津岛终于开口询问母亲，但母亲也仅仅回答她说，“因为心脏停止了”。直到10岁那年，津岛才在作家辞典中找到父亲的名字，也才知道父亲的死因，以及世间对父亲的批判。随着年岁增长，不在场的父亲如同棘刺一般，越发刺痛津岛的心，并让她产生了“罪犯之子”这一负罪感。

　　津岛13岁那年，先天智力不足的哥哥正树因肺炎死去，这一事件更带给她无比巨大的伤痛。日后，她回忆起童年的处境时，提及父亲和哥哥的死亡都是“不能对外人道的丑闻，所以必须沉默不语”，并表示自己“虽然不是罪犯的孩子，但其实就是那样一种感觉”。因此，日本研究者三浦雅士认为，写作对津岛来说，其实是一种赎罪，因为除此之外，津岛找不到其他解脱的方法。

　　为了赎罪，津岛不顾母亲的反对，毅然决然地走上了与父亲同样的文学道路。但津岛的这一选择，并非为了承继文豪父亲的光环，反而是为了摆脱来自父亲的负罪感和阴影。此外，写作之于津岛，还有处理缠绕于自身的秘密这一作用。透过一次次地讲述“他人的故事”，津岛得以一层层地深入自身秘密的内核，直面自身内在的问题。这里所言的“秘密”或“内在的问题”，指的就是她是太宰治的女儿。就此，我们可以说津岛的写作一方面是对父亲的逆反与拒绝，但另一方面却也是对父亲的追寻与探问。

　　由此，津岛的小说创作主题之一，就是叩问自身家族的秘密，《一个人的诞生》（1967年）、《我的父亲们》（1975年）等等都是此类型的作品。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一系列的作品中，除了《一个人的诞生》之外，其他几乎都以父亲自杀或因事故死亡作为小说故事展开的前提，也就是说“父亲”在津岛的小说中，几乎都是不在场的。不在场却又存在，这反而让活着的人更加强烈地感受到“父亲”巨大的身影和影响，而这恰恰是津岛自身的写照。

　　“父亲”的缺失，也让津岛作品中出现一批父兄或丈夫缺席的女性角色，比如以母亲美知子家族为原型的《火之山——山猿记》（1996年），再比如《奈良报告》（2004年）这一跨越时空的母子物语：癌症过世的母亲病逝后，化身为鸽子与儿子森生沟通，并以一己的灵力，帮助森生将象征日本佛教全盛期的奈良大佛炸得粉碎。这些女性角色和其搭建起来的母性家族以及社会想象，填补了父兄阙如所产生的缝隙，可说是津岛文学的魅力所在。

　　除了岁月的净化除魅之外，我们或许还可将津岛对北海道爱奴族口传文学“Yukara”保存的关心与介入，视为她对太宰亡灵的一次尝试性接受。太宰治是北方人（津轻），津岛身上又流有一半北方的血统，因此，越过津轻海峡，对爱奴族口传文学的追寻，其实还偷渡着她内心深处对父亲这一脉血缘的追寻与探查。

　　这一对父亲血缘的追寻，在2010年底出版的长篇小说《黄金梦之歌》中修成正果。这本书可说是津岛的追寻父性之旅。由于父亲的缺席，“父性”对津岛来说，始终是一个问号，因而“探索父性”便成为她人生的重要课题。

　　在这部小说中，津岛在探寻中亚吉尔吉斯的英雄叙事诗《马那斯》的旅程中，将目光对准旅行途中的男性们，凝神观察他们作为“父亲”的那一面。津岛慢慢地发觉“父亲”对她来说，似乎已经不再是一个无法言说的禁忌，亦不再是一个不在场的人。可以说在这一段探寻《马那斯》的旅程中，津岛找回的还有那不在场却又始终存在的父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