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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骚》的题义与诗旨

何新文
2018-11-12 08:37:25  来源:光明日报

  明代文徵明《湘君湘夫人图》(局部) 资料图片

  古今学人关于《离骚》题义的解释,众说纷纭,有不下数十种之多。但是,其中最具胜义者,当属司马迁的“离忧”之说。司马迁定义《离骚》的题旨为:“离骚者,犹离忧也。”他认为,“离骚”,就是“离忧”,就是要“离去”忧患,解脱痛苦。这既是屈原的创作动因,也是《离骚》的基本内容和主题。

  由于司马迁既没有说明“离忧”的具体意涵,也没有对“离”字下注脚,从而使“离忧”之说不断遭到后世学者的误解,其本来意义因各种误读而隐晦不明,这不仅给“离骚”题义的解读留下了很大的争论空间,而且也影响到了对于《离骚》题义和诗旨的正确理解。

  先是班固的误解。班固《离骚赞序》谓“离,犹遭也”,并断定《离骚》是屈原“明己遭忧作辞”。因为“离”字本有“遭、罹”之义,屈原作品中又有“离”字作“罹”或“遭”解之例,故“遭忧”之说从者甚众。如《史记索隐》引东汉应劭曰、唐颜师古注《汉书·贾谊传》,均谓“离,遭也”;今人从之者亦夥。然而,“遭忧”一词或许可以概括《离骚》前半篇的内容即屈原对现实的回顾,却远不能涵盖后半部在幻想世界“上下求索”的丰富内容。故而明清以来就有不满“遭忧”之说的意见,如明汪瑗《楚辞集解》、清刘熙载《赋概》都批评“遭忧”说不妥,指出“以‘遭’训‘离’,恐未必是”。

  还有王逸《楚辞章句·离骚序》则谓:“离,别也;骚,愁也。”从文字训诂的角度看,王逸释“离”为“别”并非无据,但以屈原与楚君的“别愁”解释《离骚》,就很牵强。因为《离骚》中很少有所谓与楚王“离别之愁”的描写,诗的主旨也并非“别愁”所能概括。故钱钟书先生《管锥编》也评论道:“王逸释‘离’为‘别’,是也;释‘离骚’为以离别而愁,如言‘离愁’,则非也。”

  汉代以后,诸家解说,纷纷不绝。一是承“离忧”之语而另释“离”字为“隔”、为“丽”、为“隔离”、为“离间”等;一是区别汉人旧解而别立新说,释“离骚”为“牢骚”“劳商”“离歌”之类。然诸家所论,大多脱离《离骚》作意、主旨和具体语境,去做纯文字、词语的考据推演,有的更只是单文孤证,故很难为学界接受。

  一

  因此,既要于文字训诂有据,又要能符合《离骚》作意和诗旨内容的“离骚”篇题诠释,仍然需要回到“离忧”之说的本身,需要探讨司马迁使用“离忧”一词的具体语境,探讨“离骚”之“离”除班固所释“遭”字之义外,是否还有别的含义?

  从文字训诂的角度分析,“离”字,除有“罹”“遭”之义外,更有“离开”“离去”等含义。《说文解字》云:“離,離黄,仓庚也。”段玉裁《说文解字》注则谓:“今用鹂为鹂黄,借‘離’为‘離别’也。”当代文字学家康殷《文字源流浅说》认为,金文“禽”字,字形为“用‘网’形以指网捕的对象,同时也表示禽捉”;“離”字则“像把网捕住的鸟由网中取出,使鸟離网,引申泛指分离、离去等意”。段、康二氏之说,指出“离”字有“离别”“离去”之义。

  再考察《楚辞》与《史记》所载“离”字的用法。洪兴祖《楚辞补注》所载被认为是屈、宋所作的楚辞作品中,除有10余例如“陆离”“江离”及“离披”之类的专门名词或形容词外,其余34例“离”字(或词组),可训为“遭”或“罹”的只有12例,如《离骚》“进不入以离尤兮”、《山鬼》“思公子兮徒离忧”等;更多的20余例,则均有今语“离开、离去、远离”等义,如《离骚》“余既不难夫离别兮”(注曰“近曰离、远曰别”)、“飘风屯其相离兮”、“纷总总其离合兮”、“何离心之可同兮”,《少司命》“悲莫悲兮生别离”,《远游》“离人群而遁逸”,《九辩》“去乡离家兮徕远客”,等等,这些诗句中的“离”字或“离”字词语即是如此。还可注意的是,在王逸注中,“离”与“去”可以同义互训,例如《哀郢》“去终古之所居”,注曰“遂离先祖之宅舍也”;《九辩》“离芳蔼之方壮兮”,注曰“去己盛美之光容也”。前例是以“离”释“去”,后例是以“去”训“离”。这些例句说明,《楚辞》里的“离”字既有“遭、罹”之训,更有无须注解的“离、去”之义;而且“离”“去”可以互训。这说明,屈原所谓“离骚”之“离”,或者原本就有“离、去”之义。

  《史记》一百三十篇中,大约在六十八篇中有“离”字(或组合词)187个。其中,除有近百例如“王离、钟离、离娄”等专门名词以及“陆离”之类形容词外,大多数“离”字都有“离开、离去、分离”等义。如《吕太后本纪》“黎民得离战国之苦”、《孝文本纪》“右贤王离其国”、《乐书》太史公曰“故君子不可须臾离礼……不可须臾离乐”、《鲁周公世家》“不敢离成王”、《老子韩非列传》“合五百岁而离”、《苏秦列传》“义不离其亲一宿于外”、《蒙恬列传》“未离襁褓”、《太史公自序》“形神离则死……离者不可复反”,等等。这些文句中的“离”字或词语,均非“遭”“罹”可训,而是“远离、分离”等义。而可训为“遭”或“罹”的“离”字仅有5例,如“离愍、离湣、离咎、离此咎、离此尤”等。这5例中,又有4例出自于《屈原贾生列传》所载《怀沙》及《吊屈原赋》。同时,《史记》中的“遭”“离”二字很少互用。例如《封禅书》“遭圣则兴”、《管晏列传》“不遭时也”、《李斯列传》“独遭乱世”、《韩信卢绾列传》“遭汉初定”、《袁盎晁错列传》“遭孝文初立”、《太史公自序》“遭李陵之祸”等句中的“遭”字,分别有“遭遇”或“遭受”之意,但均不用“离”字表述。

  求之于《楚辞》、证之以《史记》,可知楚汉时期的“离”字,除有“罹、遭”诸义外,最常见的含义却是当时社会普遍应用、人人明白的“离开、离去”等义。或许正是有鉴于此,司马迁以“离忧”表达“离去忧患”之意时,就不必对“离”字作注脚了。

  《汉书》则不同,书中的“离”可训“遭”,“遭”亦可训“离”,“遭”“离”可以互训甚至是通用。如《楚元王传》“内离牧竖之祸”、《外戚传》“仍襁褓而离灾”,颜师古注均曰“遭也”;而《魏相丙吉传》“遭离无辜”、《循吏传》“遭离凶灾”,“遭离”连用,颜师古也注曰“离,亦遭”也。这应当是班固解“离犹遭”的真正原因。班固“遭”“离”不分,又强作解人,把一个原本不需要解释的具有“离开、离去”之义的“离”误解为“遭罹”之“遭”,并由此引导了对于《离骚》题意与诗意的误读。而拨开班固开始布下的迷雾,正本清源地回到司马迁的解读,正是当代《离骚》研究者的学术责任。

  二

  我们说“离骚”的题意与诗旨是“离去忧患、解脱痛苦”之意,还可以从屈原“舒吾忧”及司马迁“舒愤懑”的美学文学观得到佐证。

  李泽厚等《中国美学史》认为:“美同个体的心灵情感、想象愿望更多地融汇到一起,这正是屈原美学超越儒家美学的杰出的地方。”屈原善于描绘内在的心灵和情感。他在《九章》中写道,之所以要创作抒发忧郁情绪的诗歌,首先,是因为内心积郁着许许多多无以诉说的忧苦:“情沉抑而不达兮,又蔽而莫之白”“心结而不解兮,思蹇产而不释”“忧心不遂,斯言谁告兮”“媒绝路阻兮,言不可结而诒”“愁郁郁之无快兮,居戚戚而不可解”,在这连篇累牍的以否定副词“不”组成的诗句里,诗人反复诉说着满腹幽愁怨恨凭谁诉的愤懑;其次,也是更进一步,诗人希望通过这些因“怨”而“生”的诗篇,诉说出内心的痛楚,获得心理上平衡,所谓“惜诵以致愍兮,发愤以抒情”“登大坟以远望兮,聊以舒吾忧心”“道思作颂,聊以自救兮”“舒忧娱哀兮,限之以大故”。如此等等,正表达着屈原渴望诉说、期冀解脱的创作心理和美学愿望,诚如王逸《楚辞章句》所注,这是屈原“言己自知不遇,聊作词赋,以舒展忧思”,是所谓“且展我情,渫忧思也”。

  屈原之后,司马迁继承楚骚美学传统,并由此而发挥了他“舒愤懑”的美学观。司马迁认为,历史上举凡伟大而流传千古的著述,都是作者“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而“发愤为作”“以舒其愤”的产物。文王拘而演《周易》、孔子厄而作《春秋》、左丘失明厥有《国语》是如此,像《诗经》、屈原《离骚》这样伟大诗歌作品的产生,又何尝不是如此!屈原的不幸遭遇,深深地打动了司马迁,让他生发出深刻的理解和无限的同情。唯其如此,司马迁才会断言:屈原“忧愁幽思而作《离骚》”,原屈之作《离骚》,“盖自怨生也”;而“离骚者,犹离忧”——即希望离去忧患、解脱痛苦之谓也!

  当屈原内心深处充满忧愁怨愤之时,当他的不懈奋斗和理想无法实现甚至也无人理解之时,“忧愁幽思”的诗人第一位的需要、其本能的反应,就是要寻求从忧患和痛苦中的解脱。这也正是《离骚》的创作目的和主要内容。故而钱钟书先生对“离骚”二字有如此特别的理解:“‘离骚’一词,有类人名之‘弃疾’‘去病’或诗题之‘遣愁’‘送穷’;盖‘离’者,分阔之谓,欲摆脱忧愁而循避之,与‘愁’告‘别’……王逸《九思·逢尤》曰‘心烦愦兮意无聊,严载驾兮出戏游’,逸自注或其子延寿注‘将以释忧愤也’,正是斯旨”。

  (作者:何新文,系信阳学院文学院特聘教授)

编辑:张苇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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